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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审美，凡此种种，我愿与大家分享。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一、从人道主义出发——兼论《面摊》
1959年，朋友尉天骢为其主编的文学同人刊物《笔汇》向他拉稿。从来不曾做过小说的他，把当时大二英文作业写的故事，加以改写扩充，付邮寄去。不久，短篇《面摊》竟而神奇地印成铅字，刊在《笔汇》上。许南村（陈映真）：《后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3年12月19—23日。以后，本书所引，凡出于《后街》者，不再注明原载报刊。
——许南村
（一）
1937年11月6日。
台湾，竹南中港。
陈炎兴先生和许丝女士喜得一双贵子，取名映真和映善。
1939年，映善过继给三伯父，改名永善。后来，永善生父举家搬迁到桃园市。要分开了，映真和映善小兄弟俩都很忧愁。永善每天闷闷不乐。映真就说，你别那么难过，我们互相想念的时候，就赶快去照镜子。一照镜子，我就来了。可见，他俩长得像一个人一样。
1944年，为躲避轰炸，永善的养父家和生父家，都疏散到了台北县的莺歌镇。这样，永善又可以和小哥映真一同玩耍一同上学了。他们曾经在上学的路上，蹲在一块，讨论田埂上一朵清晨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于是往往都会迟到，在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才走到那所古老的莺歌国小。他们也曾经在墙上、地上画了些图画，互相评判；还曾经把捡到的，死了的昆虫和鸟雀，埋在门口的菜圃边，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天天去供给采来的野花。一天清晨，永善正要到生父家约哥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映真哥，一脸苍白，蹲在路边人家的廊下，声音细弱地说：“肚子疼。”当时，路上的行人还少，只是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声音，从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显得恹弱，还有几分颤栗。不得已，永善送哥哥回家后，只好自己一个人上学去了。以后的几天，他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孤单地玩耍。他多次去生父家看望小哥，每次都只看见他沉睡在榻榻米上面，痛苦不已。终于，有一天，他再去，榻榻米上没有了小哥。家里人说是送到台北的医院住院去了。又过了几天，永善焦急地眺望生父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只见生父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顿时，永善流泪，哭泣，他那九岁的小哥就这样夭亡了。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6页。这以后，他一步一步地长大成人，但总觉得小哥的死，使他憷然失去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似，那失去的一切，早已在他小哥病死的一刻，与他重叠为一体了。这就是后来他用小哥的名字作笔名的缘由。父亲曾问过他：“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他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7页。后来，他写评论文字用的笔名是许南村。
他清楚地记得，在莺歌小镇的童年生活里，有一天，忽然响起喧天的锣鼓，舞狮队一路舞来，令人惊喜万分。只见人们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兴奋无比。大人们高兴地奔走相告：“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
就在那浓郁的喜庆气氛里，他听到过一场谈话。那时，年幼的他还似懂非懂的。那是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的对话。那两人，当兵之前，一个是佃农，一个是木匠。他们和邻人闲谈的时候，其中一个抚摸着邻居小孩的脑勺子说：“想家啊，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有人问：“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吧？”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嗫嚅着说：“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接着，他有些忿忿然地说：“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不久，陈映真又看见五六个复员的台湾人的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
到了他十岁的1947年春天，发生了二二八事变。他“记得在莺歌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他也记得大人们小声谈论着国民党（二十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许南村：《后街》。。
1950年夏天，他上小学六年级。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他看见级任老师正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也就在那年的秋天，教过他的吴老师，“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而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的吴老师许南村：《后街》。，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同①。。还是在那年的冬天，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家兄妹俩，分别在莺歌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真切地感到“白色恐怖肃清的寒流弥漫在四面八方”同①。。
对陆家姐姐，在《鞭子和提灯》一文里，陈映真后来作了深情的回忆：二十上下年纪吧。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台语，养父家的大姐不识国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她们竟成了闺中腻友。陆家姐姐陪他为一小畦他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看着他做功课；教给他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陆家姐姐成了他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他发了高烧，提早回到家，高烧已使他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陆太太怀抱着那刚刚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陆家姐姐跨出门槛的时候，看见了他。她丰腴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他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这以后的几日，他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有好长一段日子，他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援。陈映真凄楚地说：“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第19页。。
1951年，陈映真到台北上初中。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肃杀的岁月中度过的。每天早晨去台北上学，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他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停在站前。车上跳下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很大的一张告示。告示上有一排人名，一律用猩红的朱墨在人名上打着大勾，看了令人胆颤心惊。告示上总有这么一段文字：“……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有时候，他还看见农民模样的人，因为看见告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