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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就超过了二三十年前姜贵的小说《旋风》”钱江潮：《〈山路〉读后随想》。《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41、43页。。两相泾渭，何止十万八千里！
又比如，陈映真的小说《赵南栋》，有学者论定，它表现出陈映真的“历史架构”是错误的，陈映真是在以一种“僵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一种“特殊的历史架构”，又“过早地以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于是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0、222页。。对此，陈映真自己当时就有正面的回应，不同意这样的评判。我在后面也有详尽的论辩，这里且先按下不表。
再比如，对于陈映真的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评价，也会有不同的论说。
有的学者说，陈映真的作品，从最早的《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到后来的《将军族》、《唐倩的喜剧》，再到“华盛顿大楼”系列，最后到《山路》等等，所有小说“写作里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将成为大陆社会转型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由此而可以断定，“陈映真的写作具有‘预言’的性质”；甚至断定，“陈映真与其说是一个作家、思想者，毋宁说是一个先知。正因为具有‘先知’的性格，他才会不断地对现世的状况进行批判和否定”。不仅如此，“在小说的写作之外，陈映真的一系列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评论，也都具有那种‘批判性与否定性’的先知性格”。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映真关于大众消费社会的批判和解构‘大众传播’的实践……是当代大众消费社会中最具有抵抗意义的行动，这个最具先知性格和预言性的丰富资源，至今，至少在大陆，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挖掘”。黎湘萍：《“走出国境内的异国”——〈台湾的忧郁〉人间版自序》。《台湾的忧郁》，（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卷首第xix—xxii页。
我以为，陈映真的许多小说，写在一个时代风云变幻急速、社会生活动荡激烈的台湾，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让他在反映那个时代台湾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上独领风骚，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和否定，使他成为了那一段历史、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中，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的先觉者，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在国情和文化传统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大陆随后也出现了当初台湾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陈映真的“先觉”和“先驱”，也就有了宝贵的历史性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而愈益显得他具有了宝贵的理论性的参照和比对价值，确实难能可贵。然而，这不等于说，那时的陈映真的小说，或者说还有小说以外的一系列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评论，都已经“预言”了后来大陆的发展和问题。要说他“先知”，其实并不确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来都只主张，人的知识都是后于经验，来自经验，来自事实的，从来都否认不以感性经验和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而不承认“先验”，不承认“先知”，所以，人，会有“先觉”，却没有“先知”。
比如，陈映真的小说和其他评论文字中关于“大众消费社会的批判”的思想和言论，我们人类社会原先就已经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知识。1988年2月25日，胡秋原写《〈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一文就从《唐倩的喜剧》的重大意义说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两部书。胡秋原说到的欧威尔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在他以四十七岁的英年辞世的头一年，1949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一九八四》。他在书中预言，1984年将会噩梦降临，人们将会遭遇外来压迫的奴役而受制于痛苦，独裁者会强行禁书以剥夺我们的信息自由，真理将被隐瞒，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文化，我们憎恨的东西将会毁掉我们。等到1984年来临，人们有幸的是，即使在有些国家有些地方专制文化正在带来精神毁灭，奥威尔的预言毕竟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现实。胡秋原说到的赫胥黎，则是另一位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兼博物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三十八岁那一年的1932年，发表了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小说里，奥尔德斯？赫胥黎用辛辣的讽刺笔法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未来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的预言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赫胥黎是担心，在那个“新世界”里，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三十一年过后，1963年，他六十九岁告别人间，忧患的初衷决不改变。
我在这里提起胡秋原当年说到的这两部书，提起人类社会原先就已经积累了的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丝毫也没有贬损陈映真作为台湾社会知识界中“先觉”和“先驱”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没有贬损陈映真的杰出的贡献和非凡的价值。甚至于，除了1967年写《唐倩的喜剧》，就是到了后来，陈映真在1983年8月发表《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诸问题》，1987年11月发表《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针对台湾社会中出现的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曾经提出过的那些问题，进行批判，都表明了陈映真的杰出和非凡。
好了，我在上面举例性地说到了“备受争议”的陈映真遭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这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这很正常。
解读陈映真，辨析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文本的意义，原本就可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研究陈映真，若想求得尽可能相似乃至尽可能一致的见识，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一开始就引用了的李欧梵所说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应该……细读陈映真的原来作品，也只有这些原作，才足以‘映真’。”
其实，读原作，对文本作详尽的解读，本来就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治学传统，一种言说风范，一个学术派别。
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上，以解读文本的思维、方法和模式来论说作家作品，而且卓有成效、屡有建树、流芳世代的，还真的不乏先例。比如“红学”，又比如“鲁迅学”，就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是从解读文本入手而得来的。甚至于，其研究成果的书写形式，就是曹雪芹、鲁迅原作的文本解读。就连一本蜚声学界的钱谷融著《〈雷雨〉人物谈》，其实也都是曹禺名剧《雷雨》文本的一种解读。
现在，研究陈映真的小说，我也采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和模式。
我无意于比较文本解读跟其他研究方法和模式的优劣。对陈映真的小说做宏观的研究，甚至做一种概念思维的研究，还是做文本解读的研究，都只是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和模式的不同选择而已。只要功夫到家，不同的研究都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收获。
我对陈映真小说的文本做解读，会以文本的外部关联和内部构成并重，而又以内部构成为主。就文本的内部美学构成而言，我还会坚持形象内容系统与语言形式系统并重，而以形象内容系统为主。这是考虑到，目前对陈映真小说文本解读在内容上有较多的歧义。总的来说，我的解读会有较为浓重的微观色彩，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宏观的分析与论说。也许，我的文本解读的研究，在语言形式系统上显得轻、淡一些。这是考虑到篇幅有限，我实在拿不出更多的容量来解读他的小说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诸多方面的叙事艺术的成就了。我也没有过多地辨析，他的小说在叙事艺术的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会点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在，我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已经另有所得，到适当的时候，我会拿出来就教于朋友们。
陈映真在他的《一本小书的沧桑》那篇文章里曾说：“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作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与呐喊……”我从这里感受到的是一种“气象”。由此，我把我对陈映真小说文本解读的这部书题名为《生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