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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s，Hutchin—son 2002．）中指出此病来源于维多利亚母亲的情人，这个质疑英国王室合法性的结论，曾被国外媒体炒作一时。而在当时，沙皇尼古拉与艾莉克斯是一见钟情，他父亲亚历山大虽然想让他娶一个东正教的公主，但是爱情的力量和老沙皇因病快死，使这对恋人终成眷属。可是罗曼诺夫王朝的麻烦也就接踵而至，他们的唯一儿子阿列克赛生下来就患有血友病。
普通人得了血友病，影响限于家族。皇储阿列克赛患有血友病，这就使母亲艾莉克斯，即俄国的皇后亚历山德拉陷入焦虑和惶恐之中。在挽救阿列克赛方面，皇后只相信一个人，这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巫师拉斯普廷（G．Rasputin，1871…1916）。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宫廷史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性格懦弱、热爱家庭的人，这就注定使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对妻子的宠爱和对儿子的关心使这位末代沙皇逃避宫廷生活隐于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亚历山德拉皇后又是一个喜欢权力的女人，儿子患有血友病，使她对儿子健康的担心变成一种信念，儿子必须成为像彼得大帝那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1905年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召开了国家杜马（议会），这是通过立宪来取消沙皇专制，使俄国走向议会民主道路的第一步。当时俄国的国家杜马并没有西方议会那样的权力，但它还是让沙皇一家不愉快。最讨厌国家杜马的就是皇后亚历山德拉，原因之一是杜马要调查拉斯普廷的丑闻，之二就是杜马对皇权的限制妨碍了儿子阿列克赛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1915年，皇后正式插手政府事务，结果全国都把仇恨的情绪集中在沙皇、皇后和干预朝政的拉斯普廷的身上。1916年年底，宫廷贵族以为除掉了拉斯普廷，沙皇夫妇就会回到理性的状态，他们派人暗杀了拉斯普廷。结果却恰恰相反，沙皇本人因此身体垮掉，失去了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他所有的顾问和亲信都被皇后免职。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成为孤家寡人的沙皇退位，全家被囚禁在皇村。俄国走英国君主立宪道路的机会就此彻底破灭。十月革命之后，沙皇全家被押往乌拉尔东的叶卡婕琳娜堡，1918年7月17日凌晨沙皇一家七口，还包括医生鲍特金、厨师哈里托诺夫、仆人特鲁普和杰米多娃一共11人被当地乌拉尔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处决。
如果没有血友病，俄国的道路会不会一样？作者显然是认为是的。他们认为，历史在经过八十年之后重新安葬沙皇就标志着政治和解，而这一切又使人回想起革命和内战的痛苦和随后的古拉格的恐怖体系。“人们不禁会产生疑惑，从一个无能的沙皇独裁制度转变为一个更具压制性的共产主义政权，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俄国是否有益。”历史无法假设，但是从今天俄国的目标来看，它确实绕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起点，就像作者所说，血友病使俄国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时机。俄国在历史上走的弯路对西方其他国家来说或许是有益的，这正好为它们腾出了发展的空间。他们因此感慨到：“这或许是维多利亚血友病基因留下的真正遗产。”（第212页）在我看来，这里面总有一点幸灾乐祸的色彩。从俄国后来的混乱和专制悲剧来看，它是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把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说成是血友病造成的，恐怕夸大了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是一种变相的英雄史观。罗曼诺夫王朝虽然无法躲过血友病，这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却是可以人为改变的，俄国在1905年没有能够进行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制度转变，是专制政权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本能所致，这应该是人祸而不是疾病改变历史的问题。
医生和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传统的史学家注重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很少关注疾病、环境、生态等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医学史也往往多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史。《疾病改变历史》把眼光放在了疾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上面，这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历史著作的叙述中心由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结合了医学和历史的长处，从医学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问题。作者认为，伴随人类文明的瘟疫、饥荒和战争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人体失调、环境失调和大众精神失调所致。尽管这种结论还可以讨论，但该书的着眼点是现代化或者全球化背景下的疾病传播问题，破除所谓现代科学可以战胜任何疾病的盲目乐观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我们警惕。作者一个主要观点我很赞成，从疾病对历史的影响上看，多数疾病的大规模流行，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像癌症、艾滋病等的迅速蔓延都与工业化和全球化有密切关系，人类以为自豪的医学技术也并不能帮助人类免除疾病的打击，抗生素滥用的副作用反映出“医学取得的成功，最终证明其本身也成为问题的根源。”人类对物质的贪婪，对现代技术的追求，使人类自己跑到了文明状态的前面。我们不受限制的繁殖、弄脏自己的环境、耗尽有限的资源，我们就只有接受饥荒、战争和瘟疫的惩罚（第242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疾病是人祸，也是天谴。
（《疾病改变历史》，＇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著，陈仲丹、周晓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版，20．00元）
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
■ 潘小松
假如你对阅读经典小说失去了信心，不妨读一读米兰·昆德拉；假如你对文学批评失去了信心，不妨读一读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2月版）。米兰，昆德拉在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删3年2月版）的“变奏的导言”里对小说有如下议论：“我经常听人们说小说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却有相反的印象：在它四百年的历史中，小说错过了许多可能性：它留下了很多未经开发的机会、遗忘了的道路和未曾听见的呼唤。”在《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被背叛的遗嘱》）里他说：“文学批评已被物的力量，被社会与新闻业的进化不知不觉地、直截了当地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常常是灵敏的、总是匆匆忙忙的）有关文学现状的信息。”假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和文学批评文字也是这样，我就不让你去读了。
“幸运的拉伯雷时代：小说之幼蝶飞了起来，身上还带着蛹壳的残片。”昆德拉用《巨人传》作者的嘴来说明小说是当不得真的，小说家并不按照现实生活来描述事物。他认为写《撒旦诗篇》的拉什迪和拉伯雷一样懂得小说讲述的事当不得真。“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误会在昆德拉看来是因为人们不懂得幽默。“幽默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始于塞万提斯笔下。幽默不是嘲讽，而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幽默使“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当有人问昆德拉该不该把他的小说当真时，昆德拉突然觉得“再也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
有“小说社会”之称的欧洲社会在现代面临人代替上帝的情形，昆德拉引海德格尔的话说：“诸神就这样终于离去。留下的空白被神话的历史学与心理学的探险所填补。”上帝在托马斯·曼的笔下成为人造的东西。“这个可怜的人居然认识我。”渎神不再被认为是冒犯，“而是进入社会习惯之例”。然而，代替了上帝的人是否真的理解自己，托马斯，曼的探索在昆德拉看来表明“我们以为在想，我们以为在做，而实际上只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东西在替我们想与做……”小说家总是处于历史的“中途”，既与前人对话，又与来者对话。昆德拉认为自己的小说流露出对历史的憎恶，所以他并不忧虑“历史的终结”：“那将我们短暂生命汁液吸空并吐到它无用的工程中的东西，把它给忘了该有多么美好！”米兰·昆德拉以为小说只存在于小说的历史中。“假如没有这样一种随时与小说史相伴的思考，我们今天就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乔伊斯、对普鲁斯特一无所知。”
穆斯林世界对拉什迪的审判昆德拉以为不是偶然的，它是两个时代的冲突，是神权政治对现代的指责，而目标恰是小说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创造。“在《撒旦诗篇》中，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