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穆斯林世界对拉什迪的审判昆德拉以为不是偶然的，它是两个时代的冲突，是神权政治对现代的指责，而目标恰是小说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创造。“在《撒旦诗篇》中，遭指责的恰恰是小说的艺术。”
《被背叛的遗嘱》第六部分“作品与蜘蛛”有米兰·昆德拉对尼采的解读。在尼采看来，思想有着舞蹈般的开怀欢乐和热情洋溢，因此他取笑博学者视思想为“繁重劳作一般的东西”。演绎法和辩证法在尼采眼里都是篡改事物和思想的假惺惺的归纳。思想的实际方式不应隐瞒。“最最深刻、最最丰富的书籍总是拥有一些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具有格言特点的突如其来的思想。”昆德拉注意到，从《曙光》起，尼采所有的著作的章节都只有一个段落：“那是为了让一个思想由一口气说出；那是为了照着它当初迅速地连蹦带跳地来到哲学家脑中的那个样子把它固定于白纸黑字。”在尼采看来，建立体系是徒劳的。黑格尔“鹰一般深远的目光’’令人倾倒，昆德拉说然而《美学》因为其作者想“充实体系”，“好像此作是由一只鹰和几百只蜘蛛合作完成的”。
安德列·布勒东说小说是下等体裁，“我可不会提及我生命中毫无价值的时刻”。昆德拉觉得在布勒东眼里，小说因缺乏诗意而成为下等体裁。昆德拉在小说艺术中找到的却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所以在昆德拉眼里，小说不仅是体裁，而且代表立场。“如果说我赞成在一本小说中强烈地表达思想，这并不就说明我喜欢所谓的‘哲理小说’，喜欢小说对一种哲学的屈从……”昆德拉以为真正的小说式的思想是没有体系的，无拘束的，实验性的，“与尼采的思想很相近”。在尼采那里，人类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思维的对象，这“使哲学与小说靠得更近了”。昆德拉说历史学家和教授们简单化地阐述尼采哲学；他们把尼采哲学系统化了。然而，“在他们系统化了的尼采哲学中”，没有位子留给尼采对女人、德国人、欧洲的思索，以及他对其他问题的思索。尼采的将哲学靠近小说和穆齐尔的将小说靠近哲学在昆德拉那里“并不是说穆齐尔比起别的小说家来更不像一个小说家。同样，尼采比起别的哲学家来并非更不像一个哲学家”。
假如你对音乐感兴趣，《被背叛的遗嘱》里有昆德拉解读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长篇文字。好的文艺批评是可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拆开来读的。好的批评家并不把读者当幼稚园的孩子，他不会从作家生卒年月说起，在跟你解释一遍什么是文艺复兴。有独创精神的作家连起标题都让你无法预料。昆德拉就是这样的作家。在严肃的翻译文学很寂寞的时候，《被背叛的遗嘱》一开印就是四万五千册，足见昆德拉的魅力。我们感谢让我们一睹昆德拉风采的翻译家们的努力。
“看了那吴山青似越山青”
■ 万 宇
“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自然的更替与造物的神奇让我们的心灵至今仍震颤不已。这种古老的、几乎是书生俱来的情愫在先人的诗歌与我们的内心中一次次地相互印证。诗歌是渴念，是欢娱。灵魂穿越历史的尘封不断飞越时空，精神在书页之间自在游弋。尽管它不免带着忧愁和苦涩，但这种属于我们自身与民族的东西最值得留恋与回味，带有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贴近心灵之处，也使我们清晰地找寻到自己的精神旨归。
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如此亲近、直接地感知先人了，他们距离我们似乎只有这一纸岁月的书简。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感动于自然的花开花落，感喟人生的欢娱与无常，充满了悲悯与忧伤。如何理解孤独，解脱人生的虚幻感？怎样看待名利取舍，时光的流逝？回忆的况味；醉里的乾坤，何者最为甜美？这些我们都曾思虑再三的疑问与思索，在古人的诗句中鲜活地保存下来。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苦苦思考，至今我们仍在做着同样十份试卷。直面人生问题，无疑是元曲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也是令我们今日读来仍颇有共鸣的原因。大到生存危机与生命意义的苦苦求索，小到一情一景的沉吟叹喟；游子漂泊、春怨秋思，参悟名利、洞彻世情。人生苦乐，世道人心，皆从细微末节处着眼，流出笔端。清初魏伯子谓“北曲如老僧世情物价，老农晴雨桑麻”，说的正是元曲的贴近普通人生活，平中出奇的特色。这与芥川龙之介《琐事》文中所说的幸福与哀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使人生幸福，需要喜爱日常琐事。云的光辉、竹的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到无尽的甜美。是为了使人牛幸福吗——伯县喜爱琐事也必为琐事所苦。我们为了微妙的快乐，也必须遭受微妙的痛苦”，这种亲近与通俗正是它缘于生活的特色之一。
元曲，交汇大俗大美，艺术个性鲜明。元曲艺术家们，在当时显然没有这样的头衔，他们作为当时世俗生活中的个体承受着种种困境。仕路逼仄，穷通认命，汉魏人所特有的浓重的迁逝感以及人生如梦的幻灭感，袭上心头。这也使得他们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事功、立言、令道、显名全都失去了意义，长期以来搅扰得士人心神不宁的诸如生死、善恶、是非、荣辱等等，转瞬即失却了区别。在老庄、陶渊明思想，特别是禅宗顿悟思想共同作用下，他们依稀感到了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愉悦，在这种矛盾的解脱感之中如释重负。
从某个角度来看，元曲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娱乐性、消费性、广泛的受众、世俗性等特点，它统统具备，其审美趣味也完全是市民化的。他们的个体在生活中无疑是软弱的，甚至是无家可归（指其心灵的归宿），倍受歧视的，但当他们被视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力量相当强大，在当时的世俗生活中所起到的精神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对于审美趣味、伦理道德的引导与影响，甚至对政局的观点与微讽等都借他们的作品被还原、放大。对于这种特殊时代的“时调”，必须以特殊阅读心理去体味，若以通常的批评模式去分析评价，难免失之偏颇。“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语出马致远曲＇拔不断＇）。曲文学的形式，可以视为诗歌史中恰是补缺的青山隐隐；元散曲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古代诸门类艺术中，相当独特，有补缺之功。从思想史、美学史以及语言学史等领域来看，元散曲也有补缺之得。当然，其中一些作品的确有时未免粗俗、鄙陋，但它总体上却是真正独特的、活的艺术，个中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意识也明显带有宋金元时期的烙印，与传统诗词差异很大，足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
对于这一点，作者王星琦教授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
我一直都以为，元曲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艺术，甚至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传
统文学艺术以外的“另类”，元人自己就将其视为“新声”。故后人时有对元曲
不同程度的误读——经典主义的先入为主的阅读，唯美主义的不无曲解的
批评、以及纯学究式的臆测与演绎。其实元曲就是元曲，它已逸出了传统的
经验主义命题之外，而且每每与传统的形式主义、精英主义乃至文学主义的
要旨相冲突。它是与以前任何一体文学都判然有别的、融大俗大雅于一体的
绝唱；它继轨古乐府精神，以天真率意为旨归，带有浓厚的民间情调，故元人
自豪地称其散曲为“我大元乐府”——王星琦《“青山正补墙头缺”（代前言）》
作者早年写诗，后师从王季思先生专攻元曲。出版了《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等专著，学术研究的高头讲章之外，又喜欢在寻常琐事中诗心颖悟，往往有隽永小品见诸报端。而这本《元曲与人生》，属“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立意从元曲中汲取精神养料，全书共分“理想与现实”、“浊富与清贫”、“沉醉与清醒”、“聚散与悲欢”、“俳谐与智慧”、“怀古与伤今”、“警世与叹世”、“春情与相思”、“节序与风俗”九个章节。作者自陈“文体，就不那么纯粹了，像读书笔记，又像鉴赏文字；似有论文的痕迹，甚至不乏散文随笔的意味”，正如他笔下所追求的“一种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不为物欲所拘牵，不迷失自我的精神追求”，文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