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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他立法来推翻对新闻界的那种限制。例如，法院可能判
决某些政府机构任意拒绝向新闻界提供进行彻底调查的任何
信息或机会，那些政府机构将导致公众对政府机构实践是否
需要进一步调查毫不知情，从而落人了那条界线的错误一边
阁。但是以下说法是完全说不通的：如果新闻界在少数几例
被告请求排除的刑事审判中被排除在外，原告方表示赞同，
法官也认为公正的利益因此得以保存，那么公众将以这一戏
剧性方式变得软弱无能。采取那个做法的州的公众将仍然有
力量去决定它是否反对那种安排，如果真的表示反对，它就
会通过政治程序推翻它。因此，麦迪逊的民主结构论证由公
众资格底线理念应用到特殊案例中去，那么里士满报业案将
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判决。
然而，还有应用民主结构论证的另一种方法，而这是在
那个案例中布伦南的意见。他认为，虽然原则上新闻界完全
有权使用信息，但是在实践上应当画出一条界线，他提议不
是通过讨论种类的界线，而是通过平衡每个案例的事实来画
线。他假设，除非有竞争性利益正当化了这种限制，对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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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界使用信息的任何限制都是违宪的，而在该案中的问题便是，
哪些利益―公众的知情利益或竞争性利益― 更有分量。在
里士满报业案中，他发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竞争性利益，因
此没有必要讨论那种排除将对民主结构造成多大的破坏。
所有这一切使得布伦南的民主结构论证非常接近穆勒创
建的政策论证。虽然布伦南自视为言论自由的最热烈辩护者
之一，但是他的论证把审查引入那几个案件中，在这些案件
中，总体社会福利将会因审查而提高，或者公众认为总体社
会福利将从中受益。比如，布伦南描述的平衡将反对而不是
赞成《 改革论者》 案。断定公开原子能资料将增加公众风
险并不荒唐。但是以下想法是荒谬的：像布伦南建议那样考
虑对公开出版物加以限制将大大损害美国民主结构，或者将
使对原子能危机有相当了解的公众无法决定是否改变主意和
通过正常政治措施取消这种限制。布伦南本人能够区分两类
案件，一类是关注信息使用权的案件，比如里士满报业案，
另一类是直接审查案件―如《 改革论者》案。但是他描述
的涵盖前一类案件的理论可能过于容易发展成为有关宪法第
一修正案的总结构理论，自由将因此受到损害。
四
联邦最高法院在弗兰克* 施耐普案中的诉讼程序是古怪
而站不住脚的。但是我认为‘该判决在价值上也是错误的，
并且不只是程序和赔偿的问题。为了将正在讨论的明确宪法
论题隔离开来，我们不妨假设以下事实，其中一些事实我已
在前面陈述过：施耐普加人中央情报局时签下的合同要求他
遵从合同的条款，以后他想要出版的东西都应当删除与该机
构有关的任何资料。如果他拒绝签约，中情局就不会给他那
份工作。《体面的间距》这本他最终没有服从审查就出版的
书没有包含列人保密范围的信息。如果他从未为中央情报局
工作过，并且从未签过这样一份合同，他就可以自由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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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一本包括相同信息、不经事先删节的书，而他无论如何也不
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事实上，如果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
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图书的作者们上交书稿给该机构作事先删
节处理，那么这样的法律也是违宪的，因为它侵犯了作者的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9 ］。
因此问题在于：当施耐普加人中央情报局并签下合同的
时候，他是不是放弃了出版关于该机构的未经密级分类信息
的宪法权利，一种其他人都明确地拥有但他不拥有的权利？
我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揭示以下论点：中央情报
局强制施耐普的做法是不得要领的。中央情报局辩解说，通
过合同强加于施耐普的事先删节处理要求对他并没有产生伤
害。如果审查发现他想出版的书中有列入保密范围的资料，
那么该机构就可能采取行动阻止出版。但是，按照中央情报
局的主张，施耐普不拥有发表列入保密范围信息的宪法权利，
他依然拥有自由出版没有列人保密范围的资料的权利，一旦
审查结束，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可以自由出版其著作。合同设
定的删节要求（中央情报局认为）只是给了该机构一个合法
机会去自动评定那些要出版的材料是否属保密材料，并采取
一切措施阻止出版任何列人保密范围的材料。因此，该项合
同并不是对任何宪法权利的放弃。
但是，依我的设想，如果国会不能要求那些与中央情报
局没有联系的人提交与之有关的书稿作事前审查，那么该机
构就不能彻底地认为事前审查与审查制度无关。维克多* 马
凯蒂把他的手稿提交给中央情报局后的经历表明（如果需要
某种实例的话）事前检查的要求使作者说出的东西变成了妥
协、协商和延误的结果，在诉讼威胁阴影下的一切，决不是
作者愿意说，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他本来可以说的东西
咖」。
因此，问题只能是，施耐普是否放弃了他原本拥有的宪
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一切都再一次地依赖于人们对言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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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由权利的力量和意义的观点。在向最高法院提出重开听证会
的请愿书中，施耐普的律师辩解道：“在其职位上真正有权使
用最敏感的国家安全信息的前政府官员们的未经审查的回忆
录对公众的争论和理解力产生了重大贡献。许多类似著作的
出版对国家利益并没有实际危害，表明了不需要中央情报局
官员们的事前限制。”如果它的意思隐含着允许施耐普放弃宪
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将不利于总体福
利，那么这个论证是没有说服力的。诚然，如果允许中央情
报局和其他安全机构把出版前删节的强加要求作为雇佣条
件，那么，若干年后，公众毫无疑问将失去原本可以得到的
一些信息。但是，中央情报局反对这一点的政策论证―如果
它没有机会事先检查退役人员的出版物，那么情报收集的运
作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并非轻率无理。无疑，中央情报局夸
大了事先检查的重要性。比如，它说如果施耐普赢得了官司，
那么国外情报机构会停止向美国提供情报。这些外国间谍机
构不会愚笨到以为由退役人员写的著作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泄
密的主要源泉。不过，即使我们给这种夸张程度打个折扣，
它的论证似乎仍然有道理：如果它有机会事先讨论这个或那
个段落，并替告其朋友，包括外国情报机构，有关内容很快
就要进书店了，中央情报局会更有效率。
但是，那意味着有一个真实的成本收益政策论题需要决
断：从长远眼光看，如果像施耐普著作之类的图书被推迟或
被删节，那么公共利益是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呢？施耐普
是否放弃他的权利的问题是宪法的新问题。最高法院的任何
早先判决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支持言论自由的任何具体的
宪法性政策也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它将被
在长期内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成本收益计算所解决，就像
施耐普的律师的论证建议的那样，那么，必须由支持施耐普
的法院来解决而不是留给国会和人民的论证不是一种强有力
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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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然而，他的律师的论证要强有力得多。在我看来，如果
它意味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