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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淘汰的命运。凭少量认知而自我膨胀，宣布拒绝敬畏（我指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敬畏），也不见得是科学的态度。
无论过去或现在，自然界都远比人类强大。人类的科学实验是在谨慎中进行的，往往要失败多次，才能获得少许成功，原因在于我们对自然还很无知，或只有少量的认知。任何科学的发现（例如原子能），任何物种基因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生态灾难。科学的失误时有发生，纵然一时成功，还须经受历史的考验。各国政府对原子能利用和基因工程，都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政策。科学的审慎中，未必不包含对自然的敬畏。
才疏学浅的我，每当读到天体学说中的“黑洞理论”，都会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不得不承认“征服太空”只是一句探索口号。自然界只允许人类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它，如果想改变大结构，地球家园就会崩塌，宇宙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至今只改造了自然界极少的一部分，就自以为“人定胜天”，恐怕是不自量力。
是否敬畏自然，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人生观。目前在本星球上，可能不敬畏自然的是少数，敬畏自然的是多数；因不敬畏而破坏自然的是少数，敬畏而又不自觉地破坏自然的仍是多数。关键不在于你是否选择敬畏，而在于你是否选择破坏。而作为人类，无论你信仰科学还是宗教，在这一点上已别无选择。
“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自然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今后恐怕也无法定于一尊。我既不反科学，也不反宗教；我敬畏历史，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在历史规律和自然法则面前，我永远是一名在海滩上拾贝的儿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灾和人祸，已经使人类蒙受过无数劫难。在敬畏中谨慎探索，科学地适度改造自然，争取与之和谐相处，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妄图彻底征服自然，将是人类灭亡之始。
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桥》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了五个第一：第一部故事片，第一部“写工农兵，给工农兵看”的人民电影，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人公的电影，第一部体现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电影，最后还有，第一部“反现代的现代性电影”。
让我们来看看它讲的故事。
1947年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因松花江上的江桥被炸毁，南北交通受阻，运输中断。前线司令部要求铁路总局在大江解冻之前，半个月内修复大桥。铁路工厂面临着三大困难，第一，化钢的电炉坏了，没有修电炉所需的白云石。第二，修桥需要三十多吨钢材，上级无法解决。第三，桥座上要打五万个铆钉，但靠全厂仅有的几台钻床，无法完成任务。在这些困难面前，思想保守的总工程师（江浩饰）认为完成任务至少要四个月。铁路工厂厂长（吕班饰）依靠党员，发动工人克服困难。化钢炉组长党员梁日升（王家乙饰）抱病工作，建议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遭到总工程师的奚落，但厂长对这一建议积极支持。没想到，修炉的时候，落后工人席卜祥偷懒，以化铁砖代替耐火砖，造成化钢炉“跑火”。进步工人吴一竹（于洋饰）发现问题，梁日升重修化钢炉，第二次试验获得成功。与此同时，铆工组老工人老侯头（陈强饰）发明了用风钻代替钻床的技术，提前完成了为五万个铆钉钻孔的任务，而觉悟起来的工人们又从废料堆里拣出了修大桥需要的钢材。战胜这些困难之后，厂长带领工人来到修桥工地，工程开始不久，江水开始融化，工人们争分夺秒，就在这关键时刻，鼓风机出了故障，工程停了下来。受到工人阶级教育的总工程师赶到现场，亲手排除了故障，风钻再一次响起……融化的江水冲垮了架桥的木垛，然而，钢架已经牢牢地耸立在松花江上。红旗招展，第一辆火车披红挂彩徐徐开来，老侯头向厂长说了心里话——申请加入咱们的党。厂长紧握他的手，答应做他的介绍人。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满载战士、弹药和给养的火车轰轰驶过江桥。
影片在一个强有力的悬念中开始，“江桥能否按时修好”成为整部影片的支持点。作者用简洁的笔触迅速交待了修桥者面临着种种困难——时间紧，任务重；没有白云石，没有废钢材，钻床奇缺。影片的发展部分是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最后，江桥建成，影片推向高潮，悬念解决。一切似乎都很符合剧作法。可是，这部影片除了“五个第一”之外，在艺术上可取之处寥寥。当时的好评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这部电影一起沉入忘川。即使在公开场合称赞这部影片的周扬，在专业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影片不好。
不好的原因很简单，影片没有真正的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指的是活生生的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要构成真正的性格冲突，首要的条件，是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谭霈生：《论戏剧性》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桥》似乎也在努力地塑造人物：敢想敢干、一心为公的党员梁日升，爱党爱厂的老侯头，和蔼可亲的厂长，懒散消极的席卜祥，热情急躁的吴一竹，思想保守的总工……”。但是这些人物是按照政策塑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图解政策、说明主题的符号。作者的塑造不过是给这些符号分别加上了他们所属的那一类人应有的标签——党员一定是起带头作用的，一定是抱病坚持工作的，一定是善于团结落后分子的，一定是敢想敢干的；厂长一定是与工人同甘共苦的，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永远和蔼可亲。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保守的，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聪明才智总是要怀疑的，而事实一定会把他们教育过来，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检讨自己，跟上革命队伍。在工人中间，一定要分成先进与落后的两个等级，在先进的工人中又会根据年龄分成两档，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是党依靠的对象，他要担负起两个任务，一是在适当的时候用忆苦思甜来教育年轻的一代，二是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并且在任务完成之后提出入党的请求。年轻的工人一定工作热情很高，但是因为没有经验，常常火爆急躁。落后工人一定爱发牢骚，工作消极，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因此，情节的转折、意外事件的发生一定要由这个人来完成。当然，在影片的结尾，他一定会摘掉落后的帽子。
在这里，剧作家显然误解了戏剧冲突，将它混同于矛盾的解决过程，混同于不同观点、主张分歧的展示。修桥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有技术上的（耐火砖能否代替白云石、钻床缺少）、材料上的（白云石、废钢材），有人为的（席卜祥的疏懒）也有来自大自然的（江水融化），但是，无论影片怎样曲折地展示战胜它们的过程，都只是对社会矛盾的解释；并且无论这种解释多么完美无缺，影片也不会产生吸引人的戏剧性。剧作者对戏剧冲突的误解，导致了对人的忽视。戏剧冲突的核心是人物性格的冲突，而在这部影片之中，观众看到，的人物形象只是图解某些思想观念的工具——梁日升、老侯头等形象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真正的聪明才智”；总工程师这一形象说明，“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团结和利用的对象”，厂长这个人物表明“在党的领导下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席卜祥的意义在于“工人中的后进分子终将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变成先进分子。”如此设计戏剧冲突，岂能有“戏”？如此塑造人物，岂能“活生生”？
因为影片关注的不是戏剧冲突和人物命运，而是干巴巴的思想观念，所以影片开头设计的强有力的悬念很快就疲软、萎缩，以至完全丧失了吸引力。悬念“不仅关系到剧本的艺术性，也涉及到剧本的中心思想。”（同上，第179页）如果这个中心思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枯燥说教，那么，观众看电影的兴趣就会索然——报纸、讲话、文件充斥着这样的道理，何必进影院呢？《桥》想告诉人们的，无非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当影片的悬念一旦与这一中心思想结合起来，悬念自身的力度马上就被削弱。对于那些看惯了旧上海电影的人们，它还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对于每天生活在这类宣传中的人们，它就完全失去了新鲜感。一旦剧作者精心营造的悬念成了观众烂熟于心的答案，悬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