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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183页）两位科学伟人的话向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与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大自然并不完全冲突，有时，以宗教态度敬畏大自然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大自然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考据问题，限于篇幅，恕不展开）。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明了，思考和表述科学问题时不遵守起码的形式逻辑要求会出现多么大的差错，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差错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贪污”，使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讨论变得气氛紧张，讲理者似乎无理，无理者似乎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要尊重客观事实
关于要否敬畏大自然的讨论围绕两类事实展开，一类是天灾，一类是“人祸”，即人为原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面对这两类事实，主张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论者，在阐发自己的主张过程中，总是拉开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式，例如一位论者说，“假如未来有一天，又有一颗小行星向着地球飞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人是应该采取一切手段（例如用核武器轰炸）去征服它，还是高喊‘敬畏大自然’坐以待毙？”（《新京报》，05．1．13）以科学家的身份通过这样的例子论证人类不需要敬畏大自然的观点，让人越发糊涂，生物学家有什么根据说核武器轰炸的形式可以解除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危？小行星与什么行星相比为小？需要多少种、多大能量的核武器轰炸？在什么距离轰炸？轰炸后的一系列未知后果对人类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许多，我们在这里产生的疑问是：生物学家大谈核物理学在天文学领域里的应用问题，谈出的内容是科学吗？这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吗？
另一位反对人类要敬畏大自然的论者主张，“以核弹炸喜马拉雅山，调雅鲁藏布江水到西北来改善生态。”不知道以物理学为本业的论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即便自己了解核物理学，但这一“壮举”所涉及的地质、气象、水文、生态、经济、政治、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关系等一系列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你又能知道多少呢？我们能相信这种放胆之论是科学吗？显然它不是科学；我们不相信它为科学，然而，这又是科学家以捍卫科学的名义说出来的话。这真让我们这样没有专业科学知识的人为难。
略谈我之自然观
■ 章立凡
何祚庥院士与汪永晨女士关于人类是否要“敬畏自然”韵论争，在媒体上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我一直是个沉默的旁观者。沉默到今天，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近年除了业余研究写作之外，我主要是从事环保方面的工作，不但亲自做实验，也曾写过一点科普的文字。
我认识汪永晨女士是在十一年前，那时她制作的电视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刚获得亚广联大奖。印象中，她是一位纯真、执着的民间环保人士，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敬重。三年前在清华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巧遇汪女士，当时正值盛夏，与会者过多，场内十分闷热；她忽然提出动议，要求关掉空调，理由当然是为了环保。这个主张显然有些偏激，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
至于何祚庥院士，我一直无缘识荆，但拜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其中一篇还颇有影响，虽然我当时并不反对他的观点，但后来就很少读他的文章了。
何院士与汪女士之争，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的那场论战。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专题演讲，并整理成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二百七十二期上。张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针对这一观点，丁文江于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劢发难。丁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一论争涉及众多哲学问题，立时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王星拱、唐钺、任鸿隽、孙伏园、朱经农、陆志韦、范寿康等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并结合本体论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等理论问题展开辩论。“科玄之争”成为学术思想界的热点，当时未成定论，至今仍有评说。
何、汪之争的命题是“人类是否需要敬畏自然”，这场论争的背后，是经验科学与实证科学之交锋。这个命题虽然没有“科玄之争”那么大，但扩展开来，或许可以达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高度。
何院士以“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立论，颇有当年伟大导师的浪漫情怀，我不由得替老先生捏把汗：科学家提出一个不确定因素甚多的论断，是相当危险的；汪女士的驳论为“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这题目本来选得还不错，但读了内容却不免失望。我感到双方皆持“非此即彼”的立场，话都有些过头。
张申府先生曾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宇。反过来说，即是孔子之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祛倍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张申府：《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4页）张先生这段话，也不妨送给论战中的各位参考。
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两者虽有思维方法上的不同，却殊途同归，没有绝对的科学和绝对的人文。
上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充分享受了科技带来的文明生活，自以为掌握了利器，可以无往不胜。但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日益凸显，于是不得不有所反思，环保理念和环境科学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这是另一话题，本文不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其道而行之，号召“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战天斗地”的后果，是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破坏，近年来重新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年多以前，笔者曾借祝贺钟敬文先生百岁寿辰的机会，组织过一次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聚会，百余位知名学者一道签名，呼唤“绿色文明”。寿星钟敬文老人的题词是——“我生平所最爱的颜色是新绿”。
只要不怀学科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环保理念上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不应将科学与环保对立起来。即使是不同的宗教信徒，从平等教义出发提倡保护自然环境，也是应该欢迎并与之合作的，甚至有不少大科学家也信仰宗教。
凡事一执便误，我认同“以人为本”的自然观，但不接受极端的环保主义，也不赞成极端的科学主义。倘有人“齐物”到了要“舍身饲虎”的狂热程度，也是他的自由；你若认为他偏激，只需提醒其“珍爱生命”。你尽可发出“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的豪盲壮语，但无法剥夺他人敬畏自然的权利，反之亦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扣“伪善”、“反科学”的帽子是徒劳的。在这个多元化的地球村里，自然观也应该是多元的，并在多元中前进。
人是否需要敬畏自然？首先要认清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人类生存在无边无际宇宙的银河系中太阳系某个星球上，属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虽自命为高等动物，但仍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且不论有无“反宇宙”）中，更是极其渺小的一部分。
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源于无知，无知产生了崇拜，崇拜演变为宗教。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源于生存的需要，需要产生了认知，认知发展为科学。
自然界的历史，比人类悠久得无法估量。到目前为止，被称为“裸猿”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或曰科学）仍十分有限，以有限的认知而自封“万物之灵”，改为向自己膜拜，也是一种异化的宗教观。
同样，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仍在发展，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因敬畏而放弃认知的努力，人类就不可能进化，难逃被自然界淘汰的命运。凭少量认知而自我膨胀，宣布拒绝敬畏（我指的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敬畏），也不见得是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