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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的可取之处在于某些细节的处理。比如，吴一竹为了“镇住”化钢炉，在炉皮上写了四个大字“你敢拉稀”。再如，老侯头忆苦思甜的时候，有的工人跟他打岔：“听着吧，说起来就没个完。”老侯头试验风钻的时候，两个工人在一旁发牢骚：“这老家伙饭也不吃啦？就一心在这耍猴戏啊！”“可不是，就这么几个破风钻，几天功夫就想钻五万多眼？邪门！”这些细节保存着鲜活的生活气息，显露出生活的原生态。对于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影片并没有把他们处理成落后分子或阶级敌人，这种真实感的存在主要应该归功于历史语境。
《桥》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为人民电影，尤其是工业题材的人民电影确立了基本范式——打破了通常的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建立起新的、人民电影的艺术准则。即用宣传性替代戏剧性，用阶级属性来重塑人物性格，将主题政策化、故事公式化、人物类型化。这种新范式很快成为现代性文艺实验的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大多数同类题材的电影所效仿。《桥》之后，从1949年到1955年的六年间，三大国营厂一共生产了8部工业题材电影，依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光芒万丈》《高歌猛进》《女司机》《走向新中国》《伟大的起点》《无穷的潜力》《英雄司机》《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这些影片中，只有两部——《走向新中国》和《在前进的道路上》与《桥》略异其曲，其它6部与《桥》如出一辙。
于是，我们看到，同样的主题出现在这6部影片之中——在迎接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中，或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里，工人阶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和献身精神。这样的主题为这6部影片制造出大同小异的故事：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或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某先进工人大搞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努力学习文化技术。他／她或是修复被国民党特务毁坏的电机（《光芒万丈》）；或是改造刀具创造车丝拱的新记录（《高歌猛进》）；或是钻研开车技术，排除了翻军险情（《文司机》）；或是改造炼钢炉，增加产量（《伟大的起点》）；或是改进轧钢设备，免除劳动强度（《无穷的潜力》）；或是将货车多挂车皮“超轴”拉货的实验成功（《英雄司机》）。落后的工人在奚落他／她，技术干部在打击他／她，但是，在党的支持下，他／她克服了种种困难，获得了群众的帮助，战胜保守势力，终于取得成功。
为了讲述这类故事，编剧们为这些影片配置了姓名各异，性格雷同的四种人物——一个先进人物、一两个落后人物和一两位思想保守的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当然一定还要有一位党代表——支部书记或党委书记。这四种人物在《光芒万丈》中是老工人、劳动英雄周明英，落后工人方师傅，技术干部赵股长和发电厂厂长；在《高歌猛进》中是青年工人、共产党员孟奎元，自私自利的老魏，车工高手李广才和代表党的工会主任；在《女司机》中是党员女工孙桂兰，骄傲自满的冯小梅，开车行家陆师傅和机务段的领导。在《伟大的起点》中是党员组长陆忠奎，保守自满的厂长李勇华，总工程师田承谟和党委书记陈向群。在《无穷的潜力》中是备品班班长盂长友，保守的厂长王守一，迷信欧美的工程师和党的代表吴局长。在《英雄司机》中是司机长党员郭大鹏，迷信科学的机务段段长孟范举，机务段总支书刘子强以及铁路分局的唐局长。
《桥》的示范作用还扩大到了不同的题材领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亿苦思甜”。在铁路工厂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铆工组长老侯头满怀感情地说：“咱们从前为啥磨洋工？那是因为人家不拿咱当人嘛。人家有钱人和日本的一条狗，你见了不得让路啊？咱们工人连人家一条狗都不如！我是怎么进的这个厂子？是拿了一床被，换了十五个鸡蛋和一瓶子酒，人家翻译官才给说了句好话……”“你这要饭的罐罐敢放在这桌子上啊？再说，今年过年的时候，局长亲自给咱们工人拜年，那是铁路总局的局长啊。你祖祖辈辈见过？我这土埋了大半截的人，大家选我当组长，我就一下子年轻了十岁……”“我为啥卖这大力气？过去，咱受小日本十四年巴嘎巴嘎的气，国民党二满洲也来压了些日子。咱工人就跟那没娘的孩子一样。我这老脸上谁愿刮打两下就刮打两下。如今咱有了娘啦，是咱们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工人的党嘛。”“忆苦思甜”是工农政权提高民众觉悟的政治手段之一，在战前动员、斗争地主时起过显著的作用。解放区文艺将政治话语转变成文艺叙事，极大地扩展了这一手段的宣传效果。《桥》承继了解放区文艺的传统，将它成功地、不露痕迹地转换成电影叙事，从此，“忆苦思甜”成为新中国电影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对知识分子和科学知识的认知。《桥》是为知识分子形象定位的始作俑者，也是为科学技术和书本知识定性的前驱先导。其中的总工程师抵制党交给的任务，怀疑工人阶级的能力和干劲，把科学技术和外国书本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冷落、否定梁日升用土法修炉的发明创造。后来，一连串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来到修桥第一线，亲自动手修好了鼓风机。这一形象虽然在当时有相当的生活根据，但是必须指出，不管编剧承认与否，这一形象的塑造主要根据的还是执政党“改造、利用、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在这个政策改变之前的三十年里，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形象基本是《桥》的延续。这个形象在影片中没有姓名，总工程师的职务就是他的姓名。这一无意的疏忽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铭文，成了一个有意味的象征——在毛泽东时代里，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改造的阶层，是必须依附于某种“皮”上的“毛”。“毛”是无足轻重的，是可有可无的，是随时可以从皮上拔掉的。所以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改造，直到扔掉知识，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无论他们是《桥》中无名氏，还是《创业》中的有名者。
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定位，也是对科学知识的定性。《桥》中的总工程师认为四个月完成的任务，工人们半个月就完成了。总工程师斥为“瞎胡闹”的发明——耐火砖代替白云石在工人手里成功了，正是耐火砖修复的化钢炉，炼出了一炉一炉的钢水。这种叙事结构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靠的是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而不是科学知识。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是过时的，是保守的，是僵化的，总之是不符合新中国的实际需要的。因此，总工程师一类的知识分子所依据的书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多大用处。如果这些科学技术是来自西洋或东洋，总之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些科技知识就会成为“反动”的同义词，成为破坏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死敌。高扬首创精神，排斥科学理性，崇尚实践经验，贬低书本知识，提倡闭门造车，否定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最后导致了唯意志论的横行，实事求是传统的沦丧。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不能辞其咎。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反思
■ 黄 利
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着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两种办学形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与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共同构成功能互补、相互沟通的完善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成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方式。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对象，以不离岗学习为主要形式、以提高就学者专业能力、更新专业知识为主要学习目的的大学后终身教育制度。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以其学制灵活、形式多样的特点发挥着全日制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普及化方向迈进以及终身教育理念的发展，其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一、国外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过程
培养模式 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理念，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学习形式方面主要可分为论文型学位，课程型学位，论文、课程分别型学位这三种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