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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文件头”。据此可知陈先生的地位了。也不必说陈先生有什么毛病，极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一着急，就把“文件头”拿出来了。他忘了这一回是投稿。无论你是“下发”还是“平行”，在我们看来，一张白纸就是一张白纸。从这种白纸里读不出什么威风，也感受不到什么恐惧的。
我拿到这几页白纸，苦笑一声，对我的同事说，你看这些研究鲁迅的人，研究到后来，都把自己研究成鲁迅了。同事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能是什么呢，不过是“无话可说”，或“不屑一辩”吧。
真要是这样，你还得佩服陈先生是条汉子。
研究鲁迅的，哪会当什么汉子。他才不呢。于是五月十日的《西安晚报》上，出现了署着陈漱渝三字的文章，叫《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教韩石山学“假设”》。几句闲话说过，便给我上起课来：
我以为，对于中国至今的社会进步，不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大部分人（包括外国友好人士）由衷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统筹发展，进步得更快一些；极少数人（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不那么高兴，甚至将中国妖魔化，散布一种“中国威胁论”。或许还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不去关心身外发生的大小变化。如果要推翻我的假设，请问放言无忌、口无遮拦的韩先生，那究竟应该作其他什么假设才更为合理呢？你能明确告诉读者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陈先生，你说的这三种人我都不是。除了这三种人，还有一种人，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那就是，坚决地支持改革发展，而对改革发展中的腐败现象又深恶痛绝。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再就是，我认为，推翻你的假设，跟政治态度没有一点关系。你的这段话，算是白话了。一个学者，总改变不了作政治报告的架势，总改变不了致人于罪的恶习，真叫没救了。
陈先生教我学假设，是怎样教的呢，他说，假设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必须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假设；另一类是自由度比较大的文艺性假设。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假如李白活着，看到登蜀道已不再难，一定会感到欣慰，一个是杜甫活着，看到寒士住进了福利房，一定会感到欣慰。
我这人也还不笨，你一教我就会了，原来你这是在“作自由度比较大的文艺性假设”呀。
但我仍然不敢服气。我觉得，陈先生如果还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把他上面那段话修订一下，改为：如果看到闰土的“大部分”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大部分”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有时”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可能”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有的”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我加的这些限制词，包容量都是很大的，只是不是全部。虽说不是全部，鲁迅也会含笑于九泉的。因为他知道，社会是会进步的，然而，绝不会那么快，也不会那么全。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2）
为了反驳我，陈先生说他的演讲与前段时间“假如鲁迅活着”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还说他的演讲中“又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剖析了当下的社会弊端，并非仅作喜鹊般的啼鸣”。我从网上调出这篇演讲又看了一遍。那一半以上的篇幅我没找见（也许是叫人删了），关于“假如鲁迅活着”的话题，又见到了一段妙论：
关心鲁迅研究的人都知道，当前有一个热门话题：“假如鲁迅活着”。有不少讨论文章，还有一本选编的同名读物。记得一九九？誘年秋季，我在台北一个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语音刚落，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我。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那位学者问：“听说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请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来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将会有什么感想？”这让我有点两难：如果迎合他，说些捧场的话，将使我丧失立场，违背本意；如果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又会破坏会场的学术气氛。我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对于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胡适说，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我对那位台湾学者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辩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一来那位台湾学者就不再说什么话了。台湾媒体的一些记者认为我的回答很得体。
有了这段话，陈先生再别说他的假设与前段时间关于“鲁迅假如活着”的讨论没有关系了。
说到这里，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上面的引文中，陈先生说，他刚发完言，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他。接下来说，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给人的印象，好像那个研究员一站起来就说我要修理你一下。我不相信，你这个鲁研室的研究员就这么高明，人家那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就那么粗鲁，会在问话中用“修理”这个词。怕是陈先生为了自高身价而添加的吧？
再就是，我总也明白不了的是，像陈先生这样得了鲁迅真传、铁骨铮铮的学者，对台湾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句肯定的话呢，怎么说了就是“丧失立场，违背本意”，要说就一定要“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呢？难道鲁迅也像在内地遇到“反右”，遇到“文革”一样，一到台湾又死了吗？
我敢肯定，那不是鲁迅，那是陈漱渝。
最后我要说的是，有了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我和陈先生的争论就也可以结束了。那就是陈先生上面说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还得加上一句，那就是，他不可能欣慰，也不可能含笑于九泉。
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
我要写一篇连我都觉得厌恶的文章，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对手，而是为了这种事从此在中国文化界绝迹，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干净彻底的绝迹。
我从来主张批评要指名道姓，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而这次，太厌恶了，我不想指出对方的名字。只说此人姓陈，是鲁研界的一位有地位的人物，当着什么副会长一类的官儿。他也许说这不是个官儿，那就说是个职务吧。还是全国政协的委员。按说写批评文章，不应当指出对方的这类身份，可在这篇文章里，不指出不行。为什么不行，看了下文就知道了。
二？誘？誘四年四月六日，我在《西安晚报》上发了篇小文章，叫《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对陈先生的一个说法提出质疑，文中不无嘲讽之辞。五月十日，陈先生在同报刊出《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教韩石山学“假设”》，对我也不无嘲讽之语。文人相争，各有损贬，再怎么说，也不过是笔墨官司。我一点也不生气，还觉得怪有意思的。
然而，到了六月下旬，事情起了变化，变味了。
六月二十二日，《西安晚报》副刊编辑庞进先生给我来电话，说陈某人把他们报社和他告下了，告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批示，要对该文编辑和其他责任人查处。为自己的一篇文章连累了报社和编辑，我心里很是不安，问是不是可以将陈某人的告状材料转给我看看。经副刊部领导批准，二十三日上午电传过来。我看了大吃一惊。
上回用的是文件头，这回可不得了，来头更大了。
这是一种格式化的信笺，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是四号字，“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用笺”是三号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