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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毫无建树的鲁迅研究，造就了这么多的学者，国家发了多少工资，他们除了养活自己，还养活了多少人。这样的人，怎么能说不是吃鲁迅饭的呢。
也不能说他们毫无建树。这些吃鲁迅饭的，所做的一切工作，主要的就是阐释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就论证鲁迅怎样的伟大；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就论证鲁迅的思想怎样转变；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们就论证鲁迅对革命做了怎样了不起的贡献；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们就来证明怎样个硬法。他们对鲁迅的认识，没有几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全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我这样说，肯定有人不同意，说他的研究就是从自己的阅读思考中得来的。你只要大框框不变，就翻不出新花样，你总不能说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吧。有人敢这样说，我们当然得服气，可惜没有这样的人。
当代学者是怎样亦步亦趋地按照毛主席的论断来研究鲁迅的，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朱正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五十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一个模式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中的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页）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这样。还是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一件事，他写鲁迅传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他听说当年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那几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找来看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就按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分析一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内涵，也要到毛泽东著作里去找依据，一点都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可见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小心到什么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主席的那几话倒好了，反正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就不会有大的谬误。可惜不是。这些学者总要吃饭呀，总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呀，怎么办呢，又不能跟毛主席拧着来，那就只能是顺着杆儿往上爬了。毛主席说伟大，他一定要说更伟大，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说比钢还硬，比金刚石还硬。有些话这样说了只是程度的不同，还离不了大谱。有的话这样往大里说了，就离了大谱，就成了荒唐不经。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鲁研界里无高手（3）
还有的是有理没理净胡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一个叫高旭东的人编的，收集了近年来关于鲁迅的各种论争文章。收得很全，作为一本资料书是不错的。这位高先生在前面写了三十多页的《挑战鲁迅言论述评》，是为鲁迅辩护的。有的说的还有道理，有的说的就没道理了。他的第五部分是反驳葛红兵挑战鲁迅的言论的。葛红兵是上海大学的教授，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他的文章叫《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对鲁迅的批评甚多，其中有个观点是，鲁迅是个性变态，一生压迫他的妻子朱安。且看高先生是怎样反驳葛红兵的，他说：
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对朱安的态度都是无可指责的。从旧道德来说，鲁迅自然有娶妾生子的权利。从新道德说，鲁迅不爱朱安，就有选择其他异性的权利。惟一说不过去的是，鲁迅没有与朱安离婚就与许广平结婚。
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说许广平是鲁迅的妾呢。妾是啥，是小老婆，这就是说，鲁迅为了生个儿子，就要娶个小老婆，许广平是鲁迅的小老婆。难怪王朔要说，鲁迅要是活过来，第一个要扇耳光的就是这些吃鲁迅饭的研究者。这位高先生不知道，还有一种介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婚姻方式叫同居，根本不存在着结婚不结婚的问题。鲁迅是不是把许广平当妾看待，我没有留意过，别的作家像郁达夫是有这个毛病的。郁达夫跟王映霞结婚前，说是要跟家里的孙荃夫人离婚，实际上没有离。没有离也就罢了，那就好好待承王映霞好了，平日还行，一到了名士脾气发作时，就看出他的人生观念的陈旧了。他在安庆教书回来，大概有什么东西落在船上要去取，日记里记的是“命王姬取”。抗战开始后，在武汉跟王映霞闹翻了，王带着孩子跑了，一气之下，他就在王的一件白衫子上写了几个墨字：“此下堂妾王氏之物也。”可见在他的脑子深处，是把王映霞当作姬妾的。这一点上，留学日本的就是不行，比不上留学英美的。像徐志摩，也离过婚，那是真的离婚，离了婚还是好朋友。徐志摩对待陆小曼，绝不会看作姬妾的。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这就是那些“吃鲁迅饭的”的吃饭的水平。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1）
我是一家地方刊物的主编，前些日子，接到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八张白纸，在前面的一张上，说了一句话，让我发表。几张白纸怎么发表呢，我作难了。想了想，还是写篇文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也就等于把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了。
先说陈先生的白纸文章。
二？誘？誘四年四月六日，我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鲁迅活着会这样吗》，批评了陈先生的一个说法。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先生以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陈先生不该说这样的话。要歌颂我们国家的建设成就，什么话都可以说，就是不能这么说。我是这样反驳的：
看了这样的话，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按陈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要活着，他得从出生到二？誘？誘三年都活着。这样，一九五七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也会“欢欣鼓舞”吗？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欢欣鼓舞”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死，又随时可活过来的人物，一九五七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又活过来了。你就是说鲁迅是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四月中旬，我收到了陈先生的一封信，用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信封，里面是八张白纸，只有第一张上写了一句话，连上抬头与落款是：
韩主编：寄上拙文两则，希望能在贵刊发表。即请编安。陈漱渝四月十二日
这八张纸，可不是简单的纸。八十克的A4型纸，上部大约四分之一的位置，是七个大大的红字“北京鲁迅博物馆”，下面是一道红线。我不知道别的单位叫什么，我们这儿叫“文件头”，也就是要发文件了，第一页必须打印在这张纸上，若不长，这一张纸就行了，若长，后面就可以用普通白纸了，当然大小要一样。只有当头儿的，或是当过头儿的，手里才会有这样的“文件头”。据此可知陈先生的地位了。也不必说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