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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像他那
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
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
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1945 年夏天
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
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
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
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
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
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
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寒
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
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
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
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钟
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
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
我1932 年1 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
好时坏，1945 年1 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像汪文
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他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
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像钟老。据说他进医
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
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
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
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
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
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
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
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感到不平，感到愤
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
目睹，也根据范予病中的来信，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遂渐发展，一直到最
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
也不应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
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
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为那些人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
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
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
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
两天我重读《寒夜》，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
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 20日
“作家应当成为人民和民族的代言人”
——谈我的短篇小说
我写过将近一百篇短篇小说，可是到现在我还讲不清楚短篇小说的
定义。我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短篇全不满意。我读过不少好的短篇作品，
普希金的，莫泊桑的，契诃夫的，高尔基的。。作者的名字太多了，用
不着我在这里一一地举出来。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当时所谓“被压迫
民族”（当时更习惯用“弱小民族”这个不大适当的字眼）的作家们写
的短篇小说：它们字数少，意义深，一字一句都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
那些作家把笔当作武器，替他的同胞讲话，不仅诉苦，伸冤，而且提出
控诉，攻击敌人。那些生活里充满了苦难、仇恨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
的苦难和仇恨，而且是全体人民的，或者整个民族的。那些作家有苦要
倾吐，有冤要控诉，他们应当成为人民或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应当慷慨
激昂地发言，可是他们又没有那样的机会和权利，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
义者不让他们讲得太多。所以他们必须讲得简单，同时又要讲得深，使
读到他们作品的人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话，而且还要长久记住他们
的话。这些短篇中国过去介绍了一些，对中国的读者和作家都有一点点
影响。我感觉到它们跟我们很接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受到内外的压
迫，我们人口虽然众多，却被人当作“弱小民族”“宰割”。无论是在
北洋军阀或者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外国
人不敢抬起头。我们受到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受到外国
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有一个时期我们的记者对军阀政客说了不恭
敬的话就要坐牢、砍头。有人写了得罪外国人的文章也会吃官司。二十
三年前我在日本住过几个月。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天天骂中国，把中国人
骂得狗血喷头。我实在气不过，写了一篇短文回敬几句（题目是《日本
的报纸》）。谁知文章寄到国内，已经排好，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终于看
不顺眼把它抽去。在那一年4 月溥仪到东京的前一两天，神田区警察署
的几个便衣侦探半夜里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了一阵，就把我带到拘留所
去关了十几个钟头。我出来写过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的
《文学》月刊。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心平气和地叙述我十几个钟头的经
历，而且我删去了一些带感情的句子。我万想不到这篇文章仍然过不了
检查老爷这一关。他还是用笔一勾，把它从编好的刊物中抽去。幸好他
还不曾没收原稿。我后来在原稿上加了一点虚构的东西，删去东京和日
本这一类的专名词，改成了一篇小说。这个短篇没有在刊物上发表，却
收在集子里出版了。这就是《神·鬼·人》里的《人》，我还加了一个
小标题：《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
查机构因为《闲话皇帝》的事件①得罪了日本人，已经偷偷地暂时撤销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8 年6 月《人民文学》6 月号。
① 1935 年5 月《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提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名
倘使它还存在的话，恐怕我连关在屋子里做噩梦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我本来在讲所谓“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讲它们对中国作家的
影响，现在却扯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身上了。为了对付检查老爷，我也
学到一点“本事”。这也许跟那些小说有点关系。要通过检查，要使文
章能够跟读者见面，同时又不写得晦涩难懂，那些小说的确是好的范本。
可惜我没有好好地学习，自己也缺少写作的才能，所以在我的短篇小说
里不容易找到它们的影响。我想起了我那篇叫做《狗》的小说，它也许
有点像那一类的作品。这个短篇的主人公“我”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希
望自己变成一条狗。他“在地上爬”，他“汪汪地叫”。他向神像祷告
说：“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他最后被人关在“黑暗的洞里”。
他说：“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我的破庙里去。”今天的
青年读者也许会疑心我这个主人公有精神病。不然人怎么会愿意变狗
呢？怎么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呢？其实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头
脑清醒的人。他只是在控诉旧社会。旧社会中，就像在今天的英、美国
家那样，穷人的生活的确比有钱人的狗还不如。几十年前上海租界公园
门口就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殖民主义者把普通的中国人
当作“狗”看待。小说里那些“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高鼻子”的
“人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
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
么沉痛！“黑暗的洞”不用说是监牢。主人公最后给捉起来关在牢里去
了。不过他仍然要反抗，要叫，要咬。我在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