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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
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
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
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
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
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
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
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
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
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
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
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
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
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
在1944 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
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
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
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
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
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
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
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
不合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钟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
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
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
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
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
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
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
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
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
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
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
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
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
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
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
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
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
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
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
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
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
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
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
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
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
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
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
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
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
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
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
了。她很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
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
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
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
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
并不亲热。儿子像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
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像只是在尽自己
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
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
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
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
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
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
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
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1945 年的
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
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
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
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
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
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
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
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
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①。
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
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
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
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
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
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① 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1944、1945 年国民
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
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
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
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
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
摊前的见闻，一年多以后，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
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1946 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
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像他那
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
他至多只能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