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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不但中国要保持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还要形成一种思想之源，成为世界的思想者，所谓中西合璧不是泛泛而论地了解、比较，而是要“拿来”，更重要的是拿来之后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仅“拿来”作花瓶，摆在那里。
同样，我们要“拿来”就要有空出的地方，这就需要“抛弃”，抛弃一些我们原有思想中的无益之处。如我们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众多的学派，但在儒学一统天下后，其它的大多学派则基本上就没多少发言权了，儒学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不是等于其它学派黯然无光。相反，韩非子的法学思想对今天我们制定法律就大有裨益。在历史中，如果认同民众对各种学派积极思考，那么中国就不会日趋走向保守，如明朝的海禁就是一种以政治手段代替思考的典型事例。在明清，儒学的日趋腐朽，也导致了对西洋科学的漠视，这种大国思想的作祟下，对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毫无知觉。相反，利玛窦、卜弥格等西方人都一再将有关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还不知道大英帝国身在何处；当大英帝国已经把世界一半的土地置于基殖民权统治之下时，中华帝国还对此浑然不觉，直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开到海岸线时，还自以为是地对其指手画脚，这不会令国人感叹良多吗？
中国什么也不缺，缺的是对世界和自己的真实认识，缺的只是对世界思想的包容。
其实，中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问题；其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其三是经济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是共产主义在现代社会失败的标志。但是中国的政权依然是红色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重新走上了繁荣的道路，而不是前苏联失败的继续。显然，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谢幕，反而有可能是另一场历史剧的开始，这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衡量一个制度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人性——是否与人性相符，客观上是不是促进了人性在社会和自然界的延伸。人性的贪婪不是错误——人类的伟大不是遏制人性的表现，而是用智慧拓展人性在世界的延伸——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马克思本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中许多思想首先就是来自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的许多观点并非是带有阶级斗争的谩骂，而是非常中肯的评论。马克思的所谓阶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手段，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研究比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更深刻和富有预见性。如资本社会伟大的创造能力、全球市场的形成、跨国公司巨大的影响力、资本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等，都是非常伟大的预见——至今全球资本市场仍然按照他所预见的规律在运行。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让人们蔑视马克思的真正伟大之处——1999年，BBC进行了一个民意测验，让人们说出这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在那一年的十月，距拆毁柏林墙10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星期时，BBC宣布，人们评选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他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就是任何哲学思考的基本原理，辩证法确定了世界的运动规律；二是马克思证实了千百年来的事实，即经济活动是衍生其他一切社会事物的根源；三是阶级分析理论，依照富有的程度而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支配还是被支配的位置，以及由富有者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事实，马克思借助阶级理论还原了历史发展的原貌；四是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即共产主义社会。
西方评论家认为前苏联的社会制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程序，但前苏联抛弃了这个规律，企图人为干预历史的进程，结果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相信中国相信中国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收到一位贵族小姐的信：“亲爱的杰克？伦敦先生，用你的声望加上我的高贵地位，再乘上万能的金钱，就会使我们建立起一个天堂一般的家庭。”
杰克？伦敦很快回信道：“你列出的那道家庭公式，我觉得应该开平方才行，我们两个的心就是它的平方根。但很遗憾，这个平方根开出来的却是负数。”
——在国际上，山姆大叔这位贵族经常为别的国家开出一个公式：（美国民主＋听话）×美元＝幸福，结果呢？往往适得其反。
相信中国六点原则（1）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评价任何一个国家历史地位的六条理性基本原则，这六条就是：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
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增长；
是否符合理性效率原则；
是否符合维持从传统、现实到将来的稳定增长曲线原则；
是否具有在矛盾与基础条件之上谋求最大国家利益的能力；
是否具有塑造完美社会的潜在能力。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人类既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发展，也不是完全按照政治意图发展，而是依照自己的人性在发展，无论各个文明的差异有多大，但基本的人性毫无二致。其实所谓的文明差异主要是看掌握知识和拥有财富的多少，并由此导致在各个领域的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各个民族或文明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但在人性上则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有贯穿整个历史的人性发展需求，也有不同族群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阶段性人性发展空间需求，这如同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甚至经济学的这种关系也与人性存在直接的联系——一种人性与财富多少的正比关系。
还有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这个政权或国家满足了当时多少人的增长需求——即执行的政策是为了满足多少比例的人口，或者说这种政策主要是向谁倾斜的。显然各个时代的政策是为不同比例的人制定的，古罗马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罗马人的人性空间不断增长，主要是罗马公民、贵族、元老等，而占罗马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和被征服疆域上的人们则只需要停滞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劳动供应罗马人的人性空间增长需求。而到了东方唐帝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奴隶，这意味着原则上人人都可以有追求自己人性空间的权利了，这种制度显然要比罗马帝国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客观财富的创造水平显然限制了这种原则的完美体现，仍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在提供财富满足少数人的人性空间需求，但与罗马帝国文明不同的地方是大多数人有权保留小部分的财富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且当你有能力支付规定的税负之后，其余的钱财都可以自由支配——显然国家的财富制定者会制定一个把大多数人的大比例财富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政策。到了现代北欧和美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达到可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满足自己追求人性空间的愿望了。
其实历史上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富的流动和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强有的国家衰败，因为这些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和平的环境中的，他们研究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劳动创造财富，但事实上对各个民族或国家来说，自古就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手段，一种是经济学家教导的辛苦的劳动，一种则是野心家教唆的掠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财富只能来源于劳动，但对许多民族国家来说，这两种手段一直是相辅相成的。
这六条应该是考察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标准，以往的各种考察标准多是以国家为对象的，而这六条是以人为本，考察的主要就是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人在各个国家中究竟成正向发展还是负向发展。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改革必然会导致一些人无法适应，产生失落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就此就可以简单地否定中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
是否符合人性空间的理性增长？显然，中国现在社会中人性空间是成正向增长的。中国历史有5000多年，而人性空间在战国之前是一个奴隶社会，之后成为一个封建社会，人拥有了自由权和财产权，但这种自由和财产权都很有限，贵族世袭制导致权力一直稳定地掌握在一个阶层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