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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惧内秘辛（一）（2）
妇女要想“夺权”，无论是以和平演变式的改良手段；还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一都不是很容易。因为这敌人就睡在身边。况且即使她们已经在“社会权力”方面打了翻身仗，但要想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突破男女双方在心理上的最后防线也还难的很。因为正像上面所说的“男人最怕丑女人”，女人也最怕弱男人。二者是一种对称结构。虽然女人心目中的“强弱”，有时相当模糊，往往来糅着社会评价和体质特征，不像男人心目中的“美丑”光是脸蛋和身段。
在《怕老婆的哲学》一书中，诚若谷的《与女人谈运动》就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作者说，美国的“运动”特别多，而“我自己最熟悉，最与之每天同呼吸、共冷暖的，则是女人运动”。她所说的“女人运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女权运动”（英文的“女权主义”（feminism）本没有“权”的含义在内）。这位诚先生不但太太是“女人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娶的是美国洋太太），而且公司里的女同事也往往都是。他拿“女人运动”开玩笑，开得最厉害的一条，就是向她们“进忠言”，劝她们放弃美国女人传统上喜欢的那种“大男人”（即“个子魁梧，肌肉丰厚，毛发粗浓，竞争力强，自信超人……”的男人），而“推引大众一起来爱弱小的男人”（即“那些文弱，多愁善感，没有肌肉，没有斗志的男人”），说若不如此，则其运动“毫无希望”
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中，不仅“悍妇”型的女人多，而且“弱男人”也多。比如《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公子”（安骥）、《红楼梦》中的“宝二爷”（贾宝玉），还有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他们好像都可入选于诚先生推荐的“理想男人”之列。但可惜的是中国的“弱男人”虽然没有了“大块蛮力”的猛男风，但至少也有点“吟风弄月”的小才气。“弱”字前面一定要加个“文”字。如果没有这“文”字，即“功名”或“才情”之类纯属男性权力的标志，女人理他才怪。
在“怕老婆”问题上，男人怕女人的原因并不十分复杂（见拙文《纸上谈兵》），那道理略同于如今的父母怕小孩，也是让小孩抓住了弱点（属于道家所说的“柔弱胜刚强”）。①（很多“男子汉”，因为在男人的圈子里压力太大，他们往往只能到女人那里倾吐心曲，因此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这不但使她们一下子就识破了他们的外强中干，而且也正好可以利用其弱点去施展其计划，通过“近战”、“夜战”，一步步蚕食其权力。）但女人又要男人怕又恨男人怕，这却是一个要命的难题。那就像“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恐怕是办不到的。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酒色财气见人性惧内秘辛（二）（1）
关于“怕老婆”这样的话题，在《惧内秘辛》（一）中我们已东拉西扯一番，内容多是书本上的。这里想讲一点书本以外的东西。
前不久，我在周锡瑞（Joe Esherick）教授家（他在北京的临时寓所）作客，碰到他的一个学生。她说她正在做清代婚姻状况的调查。从档案材料看，她的印象是，中国妇女的地位好像是两头高中间低：即大官和小老百姓，他们的老婆情况比较好。如果这种印象确有社会统计学的根据，我猜测，“大红灯笼高高照”大概只是“干烧中段”，妇女最惨可能还是惨在高低不就的半当路上，“惧内”现象的分布也许是凝聚于两端。
中国的大官怕老婆，这是有光荣传统的。大官的老婆厉害，一是它的背景就厉害，比如公主一类“金枝玉叶”，就是哄也不行，打也不是；二是她们离权力中心太近，很容易通过征服男人来夺取权力，又利用这些权力来制服男人（见拙文《纸上谈兵》）。但是小老百姓也怕老婆，这些人娶的多是丑女穷妇，手中的权力也几乎等于零，他们又是怎么一个怕法？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
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般人多注意的是城里人。五四以来，中国的家庭革命首先是由知识分子带头，其次是由老于部带头，前者多取“师生恋爱型”（这是美国校园内的大忌，但很值得向他们推荐），后者多取“革命恋爱型”（当然也往往是“首长”和“部下”相结合）。①（在知识分子中，即使是婚姻法公布后，有些人还保持着新旧两不废的局面，所以追悼会上会有两个老婆出现。）过去的男人世界有官、绅、士的良性循环，女人世界也有妻、妾、妓的相互补充，二者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②（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内有一个“同性恋”雕塑，作两男站着谈话，两女坐着谈话，我们中国人很难看懂这怎么就叫“同性恋”。因为在中国，传统上男人和男人的交往主要是在公共场合，女人和女人的交往主要是在家里（或妓院），男人和女人的交往也主要是在家里（或妓院）。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两个圈子。这和西方不管在哪儿都是“出双入对”的交往习惯很不一样。）只是经过这样的“阴阳大裂变”，又有禁娼、反纳妾和恋爱自由的法律保障，现在才被打破。但农村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我想讲一点我亲眼看到的事情。
我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妇女翻身很有名的地区，即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和韩丁（美国作家）《翻身》描写过的晋东南地区。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我回老家山西武乡县插过五年队，目睹过许多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现在回想起来，那才真是一个“怕老婆”的理想王国。
记得当年回老家，每次都得经过太谷、祁县。我听一个朋友讲。在太谷县曾发生过一出悲剧。有个插队学生（来自清华附中，是该校的短跑运动员）把他的女朋友乱刀捅死。过堂时，此人理直气壮。他说：“我都同她于过那事了，她反而和别人好……”审讯员说；“发生关系怎么啦？就可以杀人吗？现如今就是结了婚还兴离婚呢。更不用说你们还没登过记。”那结局当然是被正法。临刑时，好多老乡都叹息不已，说；“嘛，咱这地方多少年都没有出过一条好汉了”
对太谷老乡的感慨，我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的家乡与太谷相距并不远，也是属于同一“传染区”。我们那儿的老乡——我是说男性老乡，他们也有类似的失落和苦恼。感慨之余，他们会说：“咱老辈辈那一阵儿（大清朝那阵）。男人捉好捉双，老婆偷汉子，被窝里捉住，喀嚓嚓把两颗的脑（脑袋）割下，提溜上去县儿（县里）见官，马刻冯上）就能结案，威风得很。可现在了喽，女人家说一不二，要甚就得给甚，丝些些也得罪不起，可就把男人都栖惶下了”
在我的家乡，“男人怕老婆”不但蔚然成风，而且他们的“怕”还是全方位的，从说媳妇到娶媳妇到打离婚，没有一样不叫他们“怕”。当地人说：“老人就讲了，天下十八罗汉，只有十七童女，总有一个寻不下。”谁都害怕自己当了这个“第十八”（案：这是说男女比例为18：17，现在的比差可能更高）。好端端一个大小伙子，三十说不下，也就没人要，情况比城里的“大龄女青年”还惨。当地男人挑女人，理想条件是人性好（指脾气个性好，孝敬公婆，善处邻里），外头外头能动弹。回来回来能始掇家。当然还有一条更重要，就是会养孩子。至于相貌，他们说，要说人材好，那还得属人家刘少奇家（“家”是老婆的意思，一九七一年我们那儿村村都放电影《刘少奇访印尼》，说是搞批判，其实是开洋荤），咱们受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