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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及饭店、写字楼这些高档地方。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采访者：能具体解释一下“成长中的中产阶层”吗？
钟诚：不用“阶级”是因为这个词太敏感，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阶层可能还稍微准确一点。有“成长中”这么一个定语，说明中产阶层本身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领、精英等等，来描述这个阶层，但我想中产阶层更具有国际的认知度，管他叫中产阶层更合适一些。
中国现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个中产阶层，包括“三个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或者叫知识精英，还有就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就是各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在各个行业当骨干，比如说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律师、建筑师等；经济精英是指企业的领导，企业当中的经理阶层。我们的这个杂志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第三部分第54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2）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钟诚：现在我们表述发行量是十八万，但中国市场远远不止这样一个量。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里，《新闻周刊》这样一个杂志应该是社会当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国外中产阶层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样的杂志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只要有报摊有销售杂志的地方就能看到。
在美国，物流非常发达，杂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送到订户家里、信箱中。这种杂志订户非常多，忠诚度很高，一旦成为这个杂志的读者，那么他可能世代阅读、终生阅读，他们的子女在进入主流社会后，也开始阅读相关的或者同一本杂志。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有很广泛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中产阶层茁壮成长的话，可以说《新闻周刊》将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起成长。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有多大？
钟诚：如果说你狭义地理解生存空间是一个制度问题的话，那我理解的空间是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对周刊来说，这个市场空间应该是非常广阔的。有人问我，在网络时代，你这个平面媒体尤其是这么慢的平面媒体怎么生存？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可能电视、日报、晚报、晨报，受冲击比较大，但是像周刊这种相对传统的媒体，越是有一种古典、高档的色彩，阅读它反而成了很高雅的事情，在翻阅中有特殊的满足感、贵族感。
采访者：可否说说《新闻周刊》的特色？
钟诚：在我们创刊第一年的时候，别人把《新闻周刊》评为中国“四大新锐周刊”。“新”表现在外观上很新，创刊第一年是三本，包装也很新，我们的有些观点、写法也很新，根本是因为观点很新、我们运作媒体的观念比较新。“锐”指的是我们是一个时政杂志，锐利表现在它的思想性上，只有在思想性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冲击力才能称之为“锐”。
采访者：如果用“新锐”两字评价你，你满意吗？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自己，可以吗？
钟诚：你看我像吗？既不新又不锐。我觉得，你的人和你的产品，既相关又不相关，产品具有特定环境下的产品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个人具有个人属性。我评价自己既不新又不锐。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有时候还淘换点古董，倍儿旧倍儿旧的。平时谈话声音也不大，说话也不斩钉截铁，表面上看也比较温和。
采访者：如果这次让你下岗，你会考虑换职业吗？
钟诚：这是我现在正思考的问题，没有什么特殊答案，传媒会是我最主要的选择。
采访者：能谈谈你对中国传媒发展走向的预测吗？
钟诚：这个我想得很多，用“三、四、五”来说吧。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要有假设前提条件，预测中国传媒发展走势首先要有三个前提：一，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有一个继续翻两番的目标，就是继续保持每年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长率；二，思想要继续解放，这是环境和政策层面的；三，制度继续创新，这是人的层面上，作为传媒从业人员，无论领导者还是参与者，他们在不断探讨制度创新，愿意做出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愿意为尝试而付出代价。
“四”是四个方面军，我将国内传媒依据体制、归属特质分成四大军团。一，“中央军”：《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这些属于由国家拨款的。二，“地方军”：各省的日报、晚报、都市报，隶属于地方的新闻机构、宣传部。三，“八国联军”：指的是外国背景的媒体。四，“杂牌军”：《新闻周刊》等只要不归其他三方的都是杂牌军。“杂牌军”是现在最鲜活，成长最快，人才最集中，市场化最快的。这几大板块互相有大的冲突、大的穿插、大的整合、大的机遇。冲突指的是有时候你死我活，《人民日报》订数的变化，是因为都市报的订数上升。穿插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报业集团，居然出现了《京华时报》这样和我们想像有很大差距的新媒体，传统的“中央军”中派生出一个很有实力、很有前景的地方军。我觉得，下一步它们会出现一个互相整合的问题，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方式。最后，我估计“杂牌军”可能会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