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挥惺裁纯尚牡暮眯矗吞圆黄鸲琳吡恕Ｎ宜稻涫翟诨埃皇欠泶棠忝牵膊皇欠泶唐渌娜耍业奈幕交共还弧！ �
采访者：这恐怕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
英达：不，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而是很多其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采访者：但我认为你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整理一下告诉广大读者，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你说呢？
英达：会有那么一天，但现在还为时尚早。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家庭情景喜剧已经占据电视剧的黄金档位。而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一百公斤的英达，因为《我爱我家》等二十多部电视剧，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知名“重量级”导演。
英达，男，1960年7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导演/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后自创英氏影视艺术公司，担任艺术总监。
第一部向世人证实英达喜剧才能的，是他导演的一百二十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是全世界首次用华语播出的情景喜剧。该剧的成功一举奠定了英达著名导演的地位，他本人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后，英达又拍摄了《候车大厅》、《起步停车》、《百老汇100号》、《东北一家人》等二十余部多集电视剧。除了是著名电视导演，也是著名的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经济上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闻传媒上；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是看好的。而且就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在媒体上的广告投入在世界上已经占到了第四位，只有美国、日本还有德国比我们的投入更多。按说我们在资金投入方面高于英国和法国，但是我们的节目却比他们差很多，包括新闻，包括整个传媒。
承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宋阳为我们采访英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英达司机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获得英达的经纪人、制片主任李岩的手机号码。
电话里对李岩说明了采访目的，对方语调里似略有为难，因当时正值英氏影视公司有两部戏同时开机，英达亲执导筒，每日要工作到午夜时分，异常忙碌。对此，采访者恳请李岩念及英达乃我等同门师兄的情分上，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尽量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也许英达确对北大心存怀念之情，很快，李岩就回复说，英达同意接受采访，但可能要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待他执导的两部戏步入正轨后，才会有充足的空闲时间。
后多次与李岩联络，零星得知英达的一些行踪，如去录制央视倪萍主持的《聊天》节目，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形象大使出席活动，在戏里客串角色等等。当问到英达有无时间接受采访时，李岩总是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吧。”
终于等到2003年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逐渐扩散，媒体报道著名导演谢飞不幸感染了“非典”，于是采访者推测摄制组的正常工作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果然，与李岩电话联系后得知一些摄制组暂时中断了拍摄工作。考虑到“非典”时期人人自危的心理，采访者决定对英达进行电话采访。经与李岩联系，表明了电话采访的意图。李岩与英达商量后，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于是，在“非典”阴云笼罩下的“五一”前一天的晚上，我们的电话另一端连线到了英达在香山的家里。期待已久的与英达老师的对话，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交谈在他的小儿子稚嫩的钢琴声的背景音乐伴奏下徐徐展开。为使谈话不受干扰，英达换了个房间，改用手机与我们对话，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的交流很畅快，用英达的话来说“手机都烫了”，但他认真地解答了我们所有的疑问。
这次愉快的采访似乎成了一剂驱散“非典”阴云的良药。英达的幽默、机智常常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名导演、名主持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喜剧所带给人的力量。
第三部分第53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
——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月1日刊号出版，在2001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两会”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