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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下一步它们会出现一个互相整合的问题，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方式。最后，我估计“杂牌军”可能会分化，向“中央军”靠拢或向“地方军”靠拢，或向“八国联军”靠拢，整合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地方军”现在的实力、机制、人才、发展势头最为看好。“八国联军”最大的优势在于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但劣势在本土化——媒体是本土化要求非常高的特殊产品。
五个前景：一，华文传媒将成为世界性的投资热点，中文媒体将成为异军突起的传媒产业。二，会形成几个传媒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传媒行业会成为这些大城市的重要行业，由传媒衍生相关的印刷行业、纸张行业、广告行业、公关行业等，也会有较大的发展。三，会形成几个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比如全世界知名的中文为主的电视台、报纸，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华文媒体。四，会出现一些重量级的、以传媒业为背景的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不一定是传媒人，也可能是传媒投资人。五，会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理念，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成长，真正有本土价值的、有创新精神的理念、理论、方法会诞生出来，对整个新闻行业、新闻事业有价值的东西会沉淀下来。不同于中国传统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流行的这些新闻理念，会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创新出来，为后来人所接受，并继续实践。
采访者：最后我想请教一下，你在做新闻工作中有什么得与失？
钟诚：我都是失，没有得。如果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认为做传媒也是一样。做新闻的最大失误就是，你总觉得你在追求真实，追求客观，但实际上你总也得不到。因为传媒本身的运作规律、市场的运作规律、人的局限性、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现实会永远出乎我们的理念。客观、公正、理性，就像挂在拉磨的驴前面的草一样，吸引着我们前进却永远得不到。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所作为。也许人生、世界就是悲剧，但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做传媒要有理性，理性也包括你要对传媒本身的终极性悲剧有一个认识。
采访钟诚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位原本总是忙得不亦乐乎的“新锐”杂志总编暂时赋闲，让我们有了与他深入交谈的机会。
钟诚，名如其人，对人对事都诚心诚意。这是朋友、同事对他的评价，也是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他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办公桌、书架和双人沙发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窗台上有一幅照片：一脸和气的钟诚笑容可掬，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上，上有四个大字“总是在编”。
钟诚平静地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编身份接受采访。”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二天，钟诚被免职。这个“总是在编”的传媒人，暂时选择了悠闲的“学习”生活。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将就此离开传媒界。
钟诚说：“幸运的本身就是我已经付出代价。”我们坚信，在付出代价之后，中国传媒界的幸福将越来越大。
做媒体要有一个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心是火热的，但脑子一定是冷的，要像冰箱一样冷藏、冻起来，不是不思考，而是要把很多东西还原到那种状态，要冷处理。但心要热的，对待社会上发生的新闻，要及时做出职业新闻人的反应，要快捷、要有同情心、要有公正心、要有公正意识。这些必须要结合。
一个自称“既不新也不锐”的传媒领军人物，钟诚在几年中参与造就了颇为“新锐”的《新闻周刊》。他离开了，留下了思索。他还会回来，因为他有理性的头脑和火热的心，这几乎就是为做传媒而生就和锤炼的。
钟诚，男，1980年考入北师大实验中学。1983年至1987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工作至今。1999年参与创办后又出任《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该刊以新锐而著称，曾两次休刊。2003年改任副社长，并进党校学习。
200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EMBA学习。
第三部分第55节 为民请命当宽容
为民请命当宽容
——访《京华时报》总编辑朱德付
文/陈春彦栾辉戚占能
采访者：我最近仔细拜读了你写的那本《义无反顾》，很受感动。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案竟然引发一连串的官司，而你们竟然能够一陪就是五年，丝毫没有动摇，太难了。我想知道，你现在还在努力吗？
朱德付：你们也关心这个案子的事？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过，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刘秋海败诉，我们（编者注：指朱德付、《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都败诉。按我的理解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展示了中国的司法现状。我们是抱着虽败犹荣的观点。如果我们真的胜利的话，反而不正常。很多情况下，正义要伸张，要花时间。所以说，这个官司可能败了更好，能够反映目前真实的司法现状。从个例来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报道时间最长、报道量最大、牵涉范围最广的一个案子，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效果。
采访者：你认为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朱德付：我们败诉是肯定的。因为是反映司法腐败，如果胜诉了才奇怪。那样的话最后反而粉饰太平。我们现在把血淋淋的事实暴露给大家，引起大家去关注司法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不断地推进司法的进步。出现这个事件后，我们这么多年地跟进它，从一审到二审，我们能不断地反映我们的声音，也反映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很大，起码可以说出来了。
同时，我也看到了媒体的进步，媒体正在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采访者：这么多年，有没有广西的公安厅或者什么部门给你们发函不准报道这件事情？
朱德付：没有，而且发过来也没有什么用。这是两回事。司法有司法的程序，媒体有自己的程序。我只做我们的工作，他有他的道理。不一定真理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只是不断地展示事实。
采访者：看来，你们也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
朱德付：这个事情做到最后，我都觉得有点过了。即使我们想伸张正义的时候，也会对别人构成伤害的。包括对陈小俐，她虽然诬陷刘秋海，还做了不少坏事，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这样做起码对她的名誉构成了伤害。哪怕所说的全部是事实，但是还是构成了伤害。现在想来，作为媒体，也还是要宽容地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讲正义、非正义，但是具体对某一个人不能孤立地说是好人还是坏人。
毕竟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她是很弱的，是弱势，我们是很强大的媒体。搞到最后，她用司法来维护自己的名誉，对抗舆论，其实已经与她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刘秋海也都没有什么关系，而变成了媒体与司法两家在拼杀。
采访者：那你怎样看待今天舆论监督的作用呢？
朱德付：现在舆论监督的作用，应该说越来越凸显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社会进步很大，舆论的监督是与国家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
媒体的监督，不是一时的监督，并非图一时之快出口气，而是建设性的。我们不是要毁灭什么东西，而是要帮助建设一个东西。暴露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立在破之中，破是为了立。这就是理性的建设态度。
今天，我们《京华时报》注重监督的是个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事情来做，不去做现象。《京华时报》的稿子永远不做现象的东西。不要谈现象。谈现象把握不好，一棍子打翻一堆人，这样不好，政治上也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抽象地说公检法怎么黑，怎么腐败，这样谈谁都不高兴，也不符合事实。毕竟大多数都是好的，不可能大多数都是坏的，但是有局部和个别人确实不好。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讲这个人这个事做得对不对，这个人的行为好不好。就事论事。
越个体越有杀伤力，越具体越生动，越具体越丰富。我们理解丰富就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我们创刊的时候，也走过一段弯路，动不动就是一团黑，很多人要做现象，要搞一个话题，我一直不主张做话题。我主张就是单纯，把复杂化成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