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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而是从人性出发，音乐只是一种载体，真正的东西，还是比较深沉，内在的。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是沉得下来的东西，我认为。
我跟谢东发了个短信，希望一见。我说，音像世界的吴总编可能也会找你要照片。但谢东没回，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他不想我写得太多呢？我想，我并没有出格。我没有去写他令我非常感兴趣的身世，他颇为传奇的身世，他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跟我所掌握的材料相比，我只是写出了他的冰山一角。他是如此坎坷，如此精彩，就这一抹冰山，也在苍茫的人海里，反射着绚丽的光彩，只是，要有心人才能发现罢了。
我想，我们曾经在名利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于是本能地想往回走一点，回到自己真正的舞台上。我通过写作，发现了回归内心的精彩，谢东也是。他的剧本写得熟练，精彩，深刻，大大出乎我对当代歌星文学水平的想象。当然，在命运的淡入淡出间，我早就不是一个只能写词的音乐人，而谢东，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行歌星了。
我又想，我们其实是很脆弱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会灰飞烟灭。宇宙间最牛逼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时光。万物都让它玩弄着，导演出一幕幕天差地别的阳光旧事，但我们依然渴望拥有更多的它，渴望这短短的几十年能留下点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歌手们不会是龙套，而是时光选中的主角，他们不是庸俗意义上的戏子，而是生命的使者，给我们留下某些鲜红，翠绿，明亮，黯淡的痕迹，让我们的生活随时充满纪念，让我们能够回到从前，意淫着打败衰老，哪怕这只是善意的自欺欺人而已。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无数的大戏不断串场，翻卷，无数蒙太奇穿梭着，跳跃着，组成繁杂而纷乱的现实。我不能把握太多，所以更加珍惜今天的每一个瞬间。在很久以后，当我再次听到邓丽君，童年就会浮现眼前，温馨浅淡，安宁平和；而更多人如果再次听到《笑脸》，九十年代的青春就会回到他们身边，让他们明白，岁月飞逝，名角亿万，一切都会过去，而留下的，只是落幕时那倏忽而逝的一点怅然。
2004…4…10
《我的音乐江山》 岁月蒙太奇那一夜的烟花（1）
洛兵
我早已决定，要给你写这样的一篇文章，但不是在那个愚人节，而是在五个月之后的中秋。
有谣言传说，北京今年气温降下来的时候，会出现第二波SARS浪潮。我不知道会不会像第一波那样，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那一夜，我在广州，除了周围暗暗漫卷的病毒，还有郭亮发来的一个短信。那天是二零零三年的愚人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
郭亮写道：虽然今天是愚人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今天下午六点钟，张国荣在香港中环跳楼自尽了。
很多事情已经与你无关，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比较干净，比较整齐，不会被纷乱的世界恣意打扰。这可能是很久以来你一直想要的，但也未必。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对你加以各种臆测，我也一样，虽然我是那么不愿意跟他们为伍。世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多想，想到尽头，就太没劲了。生命说到底只是一种异常卑微而苟延残喘的东西，却还有一代代的生灵为了它极尽残忍，卑劣，艰辛之能事，这是一种多大的讽刺啊。
你可能想通了，所以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又是多么的勇敢。
而你长久以来在生命和死亡这个主题上，给予我的启迪，恐怕是圈子里所有人都不能比拟的。
那一夜，我在广州。广州人民很坦然，我每天打车去珠影做电视剧后期，遇上的二十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害怕，也不戴口罩，说SARS就像流感，中招的机会微乎其微。只有一个司机心事重重，在我遵循交警教导主动扣安全带的时候，他幽幽地来了一句：算了，没用，挡不住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觉得他说得很诗意，很阴柔，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在广州这个平民主义和享乐主义把持的南国商业都市。
那一夜，我不准备给郭亮回短信，因为他头一天骗了我。他说他手机没电了，但有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我，要我回一个电话。我马上去回，里面传来一个小姐很沉痛的声音：这里是爱滋病和性病防治所，您要是爱滋病咨询，请拨1，性病咨询，请拨2……所以我不相信他，我觉得他的把戏很拙劣，他肯定喝酒了，撒的谎才会这么没有技巧。
那一夜，我干了很多活，和广州的哥们一起狂吃海鲜，狂饮海风，很是舒坦。我突然发现，七年不来，我已经深深爱上了广州这个地方。哥们劝我观赏某个楼盘，并且定居下来。我真有些心动。跟北京处处天价的公寓相比，广州的楼盘诱惑巨大，不一而足。
那一夜，我住的影星宾馆很吵，我准备换酒店。正跟曾瑜打电话求救，王磊的电话来了，紧急采访。我说，不可能，他说，新华社已经证实了。我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在电话里声音很响。我老婆茫然地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窗外，亮丽得过分的霓虹下，压路机正在拼命工作，要赶在广交会前完工。它可以压碎每个过客的影子，让这条不知道通向何处的大街白白净净，宛如待宰的羔羊吗？
也就是在那一夜，华灯初上的时候，Leslie在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二十四楼纵身一跳，把自己粉碎在经纪人陈淑芬眼前。而遥远的巴格达，空中亮起了无数绚丽的烟花。这是两个关于死亡的美丽景象，和日渐恐怖的非典型肺炎一起，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三大话题。
很久以前的那一夜，我很单纯，我还没有被北大开除，还不在北大边缘的时候，我很喜欢《Monica》这首歌。它在我们当时能够听到的流行歌曲里，宛若刚劲的天籁，又像狂热的青春号角。
大一，我喜欢班上一个女生。但是我们系的苏联外教很操蛋，上课的时候一本正经，晚上就去学生咖啡屋调戏她。有一天让我看见了，我很不忿，要上去讲理，被他们两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围着，借着酒兴拉拉扯扯，我胸前别的一枚纪念章被他们扯下来，扔上了屋顶。
你们丫等着，我丢下一句话，转身找高年级的求助。
高年级的来了，除了用比我熟练的俄语跟他们交涉一番，也没什么起色。那时候苏联很牛，看待中国，就像北京人看待穷山沟里的打工仔一样。
第二天，那个女生把我约到海淀街里，抱怨我，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突然心灰意冷，明白我跟她肯定是到尽头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我很郁闷，但也兴奋，觉得更像个诗人了。我其实迷恋诗歌比迷恋女孩更甚，但为了有足够的动力，我必须很痛苦。我不知道，这种境况会像SARS一样蔓延，污染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最后让我的学业窒息。
那段时间陪伴我的，除了红金龙白金龙香烟，就是《Monica》。那是在一盘后来被称之为盗版合辑的磁带上，翻过来，覆过去，我就爱听这首歌，我觉得那个叫张国荣的家伙很疯狂，又很悲伤，这种格调在我失恋的时候就是圣经，在缓解我忧伤的时候，可以给我积累更多名正言顺的痛苦。
女生后来有一次来找我，正遇上我喝得醉醺醺，跟着这首歌哼来哼去。她说，你那么没出息，还喜欢张国荣。我说，张国荣怎么了，人家是巨星。她轻蔑地一笑，你知道吗，现在流行的是张行了！是《迟到》！
我是迟到了，我吃力地说。到处都在旋转，女孩穿了条淡紫色的裙子，她妖娆地扭曲在裙幅里，宛若一个淫荡的妖精。这就是《Monica》记载的她，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淫荡。我想伸手拉她一下，但只是扶住了床架。有人在旁边笑，听不出是谁。张国荣唱到高潮处，声嘶力竭地，一遍一遍地莫妮卡，莫妮卡，莫妮卡……我费劲地摇着头，慢慢失去了那个淡紫色的背影。
给你讲这些，想说，那个时候，我是你的追星族。
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而现在，我依然是。你如此神奇，用一个个神秘的圆圈，给我暗示，让我在这个清冷的秋夜突然明白了很多。那时候，你的生命正在绽开，而我的爱情死了，四年后，我的学业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