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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江正原也生气了，一个男子汉被一个女子平白地数落一顿，任你再好的涵养也不会不动气。
江正原正想回敬她几句，谢有初走上前来拉住了他，还满脸堆笑地对那个女子说：“同志，不好意 思，请问一下贾主任今天什么时候会来？”
“什么同志、同志，今天这个时候还叫同志，真是一个老土。”这个女的伶牙利齿，声音是又尖又亮，整个办公室都听见她的声音在回荡。
“你也太不象话了，这是什么态度？”江正原火了。
“我什么态度”她刚要说下去，对面坐着的那个女的急忙说道：“算了，算了，小事情嘛！”接着她对谢有初说：“贾主任今天是不会来的，你们没跟他预约吗？那只好说声对不起了。”说完，她也径自涂抹起来，还朝着那粉红裙子说：“敏儿，你看这种颜色怎么样？”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来：“池敏，贾主任来了，你还不快去报你那天的费用。”
“是吗？”那个被称做池敏的粉红裙子立刻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堆票据，匆忙地走了出去。
江正原和谢有初听说贾主任来了，便没有再说什么，跟着也就出去了。
来到贾星态的办公室，这位分管教师职称、评级、工资等的副主任的办公室，这位曾经也在谢有初任教的学校当过副校长，虽然为时很短的贾主任的办公室，江正原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谢老师，您请坐啊！好久不见了，您精神还是很不错嘛！”
贾星态还亲自给他们二人各倒了一杯水。
池敏对贾星态说：“贾主任，您先把字签了吧，这是那天我们支付的招待费。”
贾星态从池敏手中接过了票据。他看都没看一下就大笔一挥，在一大叠单据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几个字：同意支付 贾星态。
池敏拿着票据刚要走出去，贾星态又把她叫住了：“你记着把‘兰桂坊’我签的那张单给付了。”
“好的”， 池敏答应着走出了办公室。
“谢老师，不知您今天来有何贵干？这位又是？”贾星态很殷勤。
“这是我的学生，江正原。他现在也是教师。”
“噢，原来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江诗人啊。他是您的学生啊，难怪，难怪，名师出高徒嘛！谢老师您教出来的学生是不简单哟！”
谢有初憨厚地笑了，他为有江正原这样优秀的学生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贾主任，我给您打的报告您看到了没有？我的情况您也是最清楚、最了解不过的了。”
“什么报告？”贾星态一脸茫然。
“就是这次涨工资的那张报告。”谢有初很有点不好意思。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把心思放在个人的这些利益上来，多少次没涨成3％和5％，他都没吭声，事后尽被冒莲数落。这次也是因为看着昔日跟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学、同事都涨了上去，连才出来工作几年的一些学生都比他拿得高，他这才想问一下。他也并不是为了那每月的几十元钱，他还没把这个看这么重，而是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会事，求个道理，要个说法。凡事也还是得讲个“公平”二字嘛！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记得这张报告。您说”，贾星态立即拍了一下脑袋，好象他确实想起来似的。江正原真觉得他是在惺惺作态，跟他名字一样。
“我也是67年9月前参加工作的。”
“那就该涨啊！”
“只是我当时在表上填的是68年1月。”谢有初已经看出来他根本没有看过自己的那张报告，但他还是满怀希望地将自己的情况陈述了一遍。他相信、他也认为只要将原由向贾星态说明，这件事就会迎刃而解。因为贾星态也在他学校里当过一段时间副校长，自己的基本情况、自己的工作态度、自己的工作业绩他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然而，事情跟他料想的恰恰相反。
贾星态面有难色地对他说：“谢老师，这恐怕不好办吧！这可是您自己填的。”
“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不是。但是跟我一样也弄错了的同学、同事全都把时间改过来了，就连工作比我晚好几个月的也已经涨了工资了。”
“那不一样，他们那些是别人填的，当然可以改。”
“贾主任，您也知道的，我都工作了这么多年了，马上也就要退休了，难道还会为这点跟您说假话不成？”
“哎哟，谢老师，您不要跟我比胡子长好不好？我知道您资格老、教龄长、工作好，但这件事我也是没办法啊！” 贾星态站起身来，俨然有送客之态。“这个国家档案法有明文规定是不能改的，哪个敢违法？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更应率先垂范、奉公守法，所以即便是您，我也不能卖您这个交情。再说，您老人家都要退休了，何必还去争这些呢？您一向是两袖清风，何不清风到底，也给后辈做个榜样嘛！”
江正原只觉一股怒气在体内升腾：你贾星态不管也就算了，你何必在那里惺惺作态，竟说些冠冕堂皇，让人听了都作呕的假话。想着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到老了、快退休了还受这帮家伙的鸟气，江正原再也忍不住了：“贾主任，你也是原来我们学校出来的，你就不摸摸良心问问，你这样做对谢老师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到底还有没有感情？”
贾星态听了以后脸上顿时变色，随即又缓和了下来，振振有词：“江老师，你是一个诗人。诗人的感情向来是比较丰富的。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理智，要用理智去战胜感情。”
江正原只觉头皮一阵发酸，不是发麻：他的水平真高，还说要用理智去战胜感情。他正想往下说，谢有初拉住了他。谢有初知道跟这样的人说话，多说也是无益。他拉着江正原，很有风度地对贾星态说：“打扰了，告辞了。”
“慢走，不送。”
他们在走廊上隐约听到两种声音：
“贾主任，这怎么办？”
“这还不好办？把数字改过来就行了。这个都要问。”
江正原本来是想在谢老师这里寻得慰藉的，但现在他却没有寻得一分的慰藉，反而更加深了他的迷惑，加重了他的苦恼，“这还不好办？把数字改过来就行了。”这些话老萦绕在他的耳旁。他笑，他大笑：法，档案法。究竟什么是法？对有些人来说就是法，只字都不能动；对有些人来说就不是法，可以任意修改。对某些人来说，你得把它当作金科玉律；对某些人来说，这就是他家的条例。别人填了可以，你填了就不可以；别人可以改，你就不能改。一向都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事实为准绳”。既然如此，那么事实确实存在，又为什么要变着法子将它彻底抹煞，最后还得给它带个好看的高帽子，让你无话可说；让你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江正原想写诗，但当他提起笔来，那些头像、很多很多的头像，连同大学时代的一些头像都在他眼前不停地晃。他们向他招摇，他们向他诎笑，他们嘲弄他不可理喻，他们挖苦他是一个异端，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们说他感情丰富，他们说他处于迷乱的癫狂，也因为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不知道他还应不应该写诗，应不应该成为一个诗人。诗，又有什么用，它除了能抒发心中的感情之外又有什么用。要守候这神圣的殿堂，就必须忍受寂寞与尴尬。在市场经济无往不胜的今天，它已经被排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陷入了无人喝采的深渊。纵使盛唐再现，李杜重生，它又能怎么样？它又能改变现有的一切吗？不合理与不公正依然存在，任你用笔墨大声地呐喊、大声地疾呼，它依然原封不动地存在，因而它也变得合理与公正起来。
江正原心中坚定的信念再一次受到猛烈地撞击。他意识到无论如何，诗啊、文啊这些都是比不上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