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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保举张文生是别有用心的。张文生是张勋的旧部。以前张勋失败后，北京政府采取怀柔政策，派张文生为徐海镇守使，叫他驻守原防收抚辫子军。而徐海一带本系江苏督军的辖地，李纯久想设法收回。这次保举张文生就是把他推出门的一个做法。张文生为了讨好张作霖，曾表示欢迎自己的老上司张勋回任安徽督军。后来北京政府用他项利益交换张作霖的同意，于9月16日发表命令，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并提升李纯兼任长江巡阅使。
三曹锟、张作霖召开天津会议。吴佩孚再度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引起张作霖的严重不满。曹锟通电撤回吴佩孚的东电
关于内阁问题，徐世昌与直奉两系军阀的意见也有分歧。徐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推重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则建议仍请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
战争结束后，1920年7月23日靳到奉天与张作霖商谈时局善后问题。26日，靳、张偕同到天津，即电邀曹锟前来举行会议，曹锟于28日由保定前往天津。此时，李纯及各省军阀所派代表均已到齐，即于29日举行会议，决定三个问题：一、解散安福国会；二、请靳复职；三、取消上海和会。关于第二项，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的让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3）
所谓天津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切国家大权都抓在几个大军阀的手里，由大军阀作出决定，交由北京政府遵照执行。徐世昌原来幻想在段祺瑞失败后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此时才感觉到去了一个“太上政府”，又来了两个“太上政府”，甚至想用自己的亲信做内阁总理也都办不到。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定后，十分沮丧地向僚属们表示：“第一项我就办不到，因为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天津会议前，有不少英美记者兴高采烈地跑到长辛店访问吴佩孚，吴向他们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的具体意见。他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国民大会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全国各县县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各选一人为初选当选人，再由各省省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在初选当选人中间进行复选，选出五分之一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此项选举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国民大会可以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在六个月内制定宪法，修改国会议员选举法，即行闭会。国民大会有权审查历年来北京政府与外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密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他认为各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公意，必能接受办理。关于历年来所借外债及其用途，也应提交国民大会审查，并查抄安福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关于总统问题，他认为应由国民大会解决。谈到这里，西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张作霖通电中一再强调拥护总统，如果总统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岂不与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吴不假思索地说：“徐世昌未取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只算得半边总统、临时总统。我本人就是一个拥护总统的，但我所拥护的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总统而不是半边总统。”最后，吴谈到为了避免军人干政，自己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他只能做一个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他已经向曹经略使提出此项建议，须待天津会议解决，然后通电全国征求同意。
关于内阁问题，吴在另一场合下表示应当先进行全国和平统一，然后组织正式内阁。
自从直皖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看中了吴佩孚是个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国惟一的“英雄”，在报纸上竭力加以渲染，而吴自己也就飘飘然自负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吴对这次战争的估价和张作霖完全不同。张认为如果奉军不参加作战，直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参战是这次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性问题。吴则认为奉军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松林店一仗，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他又认为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7月26日，张到天津的当天，就有一批西报记者跑到恒记德军衣庄来访问他，谈到吴佩孚，他轻蔑地说：“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
天津会议没有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8月1日，吴通电全国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这个电报发表，全国不少团体都感到兴奋，纷纷通电响应，单在上海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新兴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电报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的激烈反对。徐世昌也和张作霖一样，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言大而夸。靳云鹏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张作霖把曹锟拉在一旁低声问道：“三哥，你看见过吴子玉的通电没有？我却事前一无所知。如果三哥赞成他的主张，我就通电反对。”曹锟急忙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劝他不要发火，并且表示负责叫吴佩孚撤销这个主张。当曹锟发出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东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以后，得知张作霖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已经发交电局，又急忙把张作霖的电报扣留不发。曹锟电召吴佩孚迅速来津当面一谈。8月3日，吴到了天津，曹劝他少发表意见，而且告诫他说：“我们刚打完这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
其实，根据吴佩孚所制定的国民大会提纲所产生的“国民代表”，也只能是军阀官僚的代言人，这样一个国民大会，只能是寡头政治的装饰品。但是，即使这样一个装饰品，在当时的当权人物看起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就是吴自己的上司，也不肯予以支持。他的同盟者岑春煊也表示不能同意。吴佩孚放了一次空炮，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把第三师撤回到洛阳，以示“不问朝政”。8月4日，他由天津乘坐普通客车转道到了郑州，向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宣布他的四不主义：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他还感慨地说：“这次战争，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
四靳内阁再度成立。李纯不就北方议和总代表。直奉两系的幕后国际势力。吴佩孚决定在洛阳埋头练兵。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的结果
1920年8月14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徐世昌派人在东车站铺下黄土，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欢迎人员一律发有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曹、张两人的临时馆舍，沿途交通断绝，警戒森严，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
曹、张到京前，首先解决了内阁问题。靳内阁于11日组成，其名单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由靳自兼，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周自齐携带美国商人临时借款500万元前来就职。这个内阁是以旧交通系为核心，其中有奉系政客王乃斌一人，研究系范源濂一人。以前安福国会不肯通过张志潭和周自齐，现在这个阻力不存在了。以前靳向北京学生表示可以撤换教育次长傅岳棻，因安福系反对而不能实现，现在也实现了（8月18日）。
关于上海和会问题，徐世昌曾于8月4日派李纯继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军政府表示热烈欢迎。此时广东已经发生了粤桂军的战争，看起来上海和会无足轻重，所以李纯不肯接受总代表一职。靳云鹏也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因桂系忙于布置军事，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徐、靳、曹、张会谈的结果，决定听其自行休会而不由北京政府命令解散。8月19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假座江西会馆，举行盛宴招待曹、张二人。20日，两院议员又全体公宴一次，对曹、张表示谢意。8月30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张作霖经常在口头上表示坚决反对。8月13日曾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国民大会是吴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