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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张作霖经常在口头上表示坚决反对。8月13日曾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个人主张，而吴不过是别人的傀儡，他的背后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现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到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请曹经略使约束吴佩孚，不要让他再胡闹下去”。14日，随同美国议员团来华访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递了个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条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张作霖并非话出无因。当时就有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看中了吴佩孚，想扶植他来作为它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而日本人也想利用张作霖代替皖系作为它的新工具。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4）
张作霖是个唯武力论者。13日曾向日本记者炫耀奉军实力的强大，入关奉军共有7万人，打算留3万人“保卫总统”，防守北京，其余都退回关外。他的目的在于置北京于奉军控制之下，使北京政府成为他的驯顺工具。徐世昌却十分害怕这种“保卫”，想调姜桂题的毅军驻防北京。9月1日，张作霖又向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说：“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张作霖说：“美国军费比中国大得多，美国十艘军舰的费用就抵得过中国全国的军费。”
关于总统问题，曹、张二人认为维持徐世昌对他们有利，只有吴佩孚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所主张的国民大会，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解散安福国会，否认徐的总统地位，然后与南方组织统一政府。这个计划虽然不能实现，但是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的电召再到北京的时候，不肯去见徐世昌，当晚就离开北京回到洛阳去了。曹锟又电召吴于15日再到北京来，并且说服他于16日前往谒见徐，从此吴对总统问题才绝口不谈。
吴看见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而靳内阁也倒向张作霖的一边，心中忿忿不平，因此提出了直奉两军同时撤出北京和军人不得干政的主张。17日离开北京后，曾召集直军将领及冯玉祥等举行郑州会议，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地点，埋头练兵，以扩大直军的势力。
曹、张两人各向北京政府要求军费1000万元以上。他们在北京每天忙的都是争夺地盘和进行政治分赃。张作霖想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并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竭力保举张勋为安徽督军，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由于安徽问题复杂，他又保荐张勋为陕甘巡阅使，徐世昌借口边防吃紧，各地经常发生兵变，请求他们早日回到任所，可是他们在所求未遂之前，不肯离开北京。后来直奉两系成立分赃协定如下：一、撤销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任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原为四省经略使，北京政府打算改任他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因为张作霖只有东三省地盘，而山西督军阎锡山又与张作霖勾结，反对曹锟节制山西，所以最后决定改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发表），吴佩孚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9月2日发表）；二、升任李纯为长江巡阅使，派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9月16日发表）；随后又改长江巡阅使为苏皖赣巡阅使，仍以李纯担任，加派齐燮元为副使（10月2日发表）；三、王廷祯调任祯威将军，改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第十六师师长（9月21日发表）；四、直军各旅长一律提升为师长，阎相文继范国璋之后为第二十师师长（10月13日发表），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师长，并提升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混成旅旅长（10月17日发表）；五、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李纯晋授英威上将军，靳云鹏、王占元、赵倜、陈光远均晋授陆军上将，吴佩孚、王承斌均授勋二位（10月10日发表）。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得过勋一位、陆军上将、虎威上将军、一等文虎章 、一等大绶嘉禾章 ，无可再加，所以这次由徐世昌“特令嘉奖，以彰功绩”。
9月4日，曹、张二人离开北京到天津。他们本来是把兄弟，这次又在天津结为儿女亲家以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
在曹、张二人进行政治分赃各得其所的时候，首先感到痛苦的是河南督军赵倜。他是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直皖战争时曾经出过一番气力，而战后却添设了直鲁豫巡阅使和巡阅副使两个顶头上司，使他抬不起头来。吴佩孚在洛阳训练军队，更使他感到“芒刺在背”。其次，王廷祯本来属于直系，在直皖战争时也有过一些贡献，曹锟为了交换自己的权利，不惜把他一脚踢开。由于以上情况，引起了各省弱小军阀人人自危，随后便有苏、鄂、赣、豫、陕、晋、甘、浙、闽等省军阀联盟自保，反对更换督军，反对大鱼吃小鱼的事情发生。这个联盟中既有直系军阀，也有皖系军阀，直皖两系的界限就弄得混淆不清了，这也是一些皖系军阀能够保全地盘地位的一个原因。北京政府本来打算战后大举裁兵，全国以50师为限，由于直奉两系大举扩充兵力，也就不敢再弹此调了。
五北京政府停止帝俄外交人员的待遇，并停付对俄庚子赔款，引起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
关于外交问题，在安福政权倾覆以后，北京政府基本上想走英美路线，并渴望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巨额“善后借款”。但西方国家为了投资安全，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谈判，因此北京政府竭其所能地拉拢西南军阀，企图达到“和平混一”，从而取得国际借款。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与直系具有同盟关系的南方桂系军阀及其卵翼下的军政府，又因粤军回粤，形势陷于不利，“和平混一”无从谈起，而北京政府对外借款也就无法进行。
1920年8月26日，苏维埃政府派遣代表优林等到北京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是中国与外国建立平等关系的一次有利时机，不料英、美、法、日四国公使公然联合起来，压迫北京政府拒绝与之谈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开进行谈判，仅予优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关于俄国庚子赔款问题，帝俄政权已经消灭了三年，而留在中国的帝俄公使和领事，仍然保持其外交官的待遇，并能从中国取得这笔赔款，继续从事外交活动，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苏维埃政府曾于7月间重申放弃帝俄在中国的特权并废弃不平等条约，包括庚子赔款在内，希望中国勿再以此项赔款交付帝俄外交人员，这一表示是完全符合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的。7月1日，北京政府停付俄国赔款。8月22日，英、法两国公使公然又表示反对，而日本公使也认为这一措施“违反国际公法”。以上说明，帝国主义不但极端仇视苏联，同时也极端漠视中国的外交自主权，其蛮不讲理的态度，是使人不能容忍的。
直皖战争结束后，9月22日，北京外交部通知各地电报局，以后不再代递俄国公使馆的密电，帝俄公使库达摄夫公然提出抗议。外交总长颜惠庆示意库达摄夫自动辞职，而库达摄夫则称，俄侨在中国者有30万人，须俟俄国“正式政府”召回始能卸职。
23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帝俄外交人员的待遇，并表示保护在华俄侨的生命财产，对俄国内战仍守中立，“并视协约国之趋向为准”。同时接收天津、汉口的俄租界及俄国领事馆。不料这一措施竟然引起帝国主义集团的又一次干涉，而首先出面干涉的，就是自称为与中国有“传统之友谊”的美国。10月2日，美国政府邀请有关各国交换北京政府处理帝俄在华利益问题的意见。在美国的指使下，日、法两国公使公然建议帝俄在华利益不应由中国收回，而应交与外交团共同代管。10月11日，北京外交团由领袖公使正式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中国政府断然不能永远取消俄国按照条约在中国所享有之利益，须俟俄国正式政府成立，经各国承认时，再行议定一切。在此时期，请中国政府与外交团商定暂时管理俄国在华利益的办法。”22日，北京外交部回答照会称：“现在采行的一切办法，自属暂时性的，俟俄国正式政府成立取得本国政府承认时，再行议定一切。……俄国租界由中国政府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