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客观标准，使印度中产阶级保持一致性的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对国家的态度。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级是平和、审慎和稳定的，最好的政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不像穷人那样觊觎垂涎邻居的财产。市民拥有中等的财产会使政府变得更好，中产阶级的数量大就像压舱石那样使社会稳定。
但在1947年的印度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极小，其上是屈指可数的独断的大资本家、传统贵族，其下是数量占绝对优势却没有权势的工人、农民。
许多年来，中产阶级享受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权利和影响，那么仅仅在独立后的几年是不是就能形成亚里士多德期望的有社会道德、自我约束和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我们应该从中产阶级独立后的不同行为来分析，在敌对殖民者被驱逐后，他们需要找到理想的停泊处，实现他们的新目标。幸运的是民族独立自由运动中产生的道德和智力遗产，甘地把道德追求作为绝对终点，主张抛弃宗教偏见，鼓励印度人与穆斯林人友好共处，吸引着中产阶级。尼赫鲁按照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建设现代印度，奠定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他比甘地对穷人疾苦的同情和关心走得更远。中产阶级意识到重新建设国家和社会必须解决贫穷问题，他们信服崇拜甘地，但对甘地的回归简陋生活和返回自给自足社会的观念不能接受，增加国力、抵御外来压力的尼赫鲁的思想激发了中产阶级建设印度的激情。
甘地—尼赫鲁的遗产和自由运动中的成就给中产阶级在独立后的印度一个广阔的活动领域，这个阶段的印度中产阶级远离了他们遵奉的无情的实用主义。他们经济上要求建立工业化的印度，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未来印度完全摆脱外来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充满信心。在政府建设上，他们要求建立世俗的西方议会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缓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在思想文化上，他们极力倡导社会公正、社会均等和消灭贫困。对印度的建设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他们关注的利益不仅是自身的，也是社会的，是当时印度社会中积极上进的价值观的代表。
建设自己国家的热情和由值得尊重的领袖尼赫鲁掌权，印度中产阶级不再摇摆不定，致力于国家建设。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率先独立，印度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激发了中产阶级强烈的大国使命感，尼赫鲁曾这样阐述道：“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打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第171页。国家在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起步，工业发展，城市被有效管理。在国际上，政治不结盟给印度广阔的活动空间，印度人、印度政府在世界上获得空前的尊严和声望。1951年之后的10年中，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没有了冲突纷争，一切按部就班。蛋糕在渐渐被做大，印度进入了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好时期。
第十部分：外发的中产 印度中产阶级的历程四改革之前：内部斗争和政治参与
在英·甘地执政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一度趋向保守，表现为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向传统印度教的回归。促其改变的因素主要有：（1）中印战争的失败一定程度上挫败了中产阶级的自尊心和骄傲感。印度中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国家是如此的软弱无能，奈保罗在1962年访问印度时写道：“1962年是印度中产阶级独立后取得光荣的最后一年。”牛慧娟、洪明，同前引文。（2）尼赫鲁的逝世使中产阶级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尼赫鲁的思想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很深，甘地—尼赫鲁的精神遗产为中产阶级限定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规范，包括目标和需求，以及作为统一价值体系一部分的是非标准。长期以来中产阶级形成了一种依赖综合症，他们总是希望领导人去提供一种标准和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一切随着尼赫鲁的去世而改变，使中产阶级的原有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接近崩溃边缘。（3）印度教的影响。尼赫鲁说过：“正在抬头的中产阶级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并不会向宗教方面去追求，但是他们想要依附某些文化根源，寻找一些东西保证自己的价值，并且减少一些外国征服和统治而产生的屈辱情绪。”尼赫鲁，同前引书，第448页。但当中产阶级处于迷茫时，他们更多是从印度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依托，印度教没有统一的道德体系，强调个人利益高于社区，重点放在个人的拯救上，对印度教的信仰使中产阶级不太关心公共事务。（4）国大党上层出现的贪污对中产阶级的消极影响。英·甘地执政期间出现了党内上层的严重腐败，1971～1972年的竞选资金募集、官员及其子女的逃税等。“政治家无休止的欺诈、地方性政治不稳定的阴影和政治领域的道德的完全缺失”牛慧娟、洪明，同前引文。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印度中产阶级回到安于现状、没有欲望、没有激情的普通人生活状态，他们对国家社会的长远关怀荡然无存，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大收益成为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唯一目的。
在1990年前，传统的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精英们充分利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使他们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获得掌握权力的技能，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保持在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支配地位。受益阶层得到过多的利益，精英希望自己永远是精英，刚性僵化的体制使他们没有遇到挑战，任何其他阶层对这些权利的要求和垂涎被排挤压制，一直如此美好的现实让他们忘记了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应该作为求学和求职的标准。在孟德尔乃至辛格之前，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精英们掌管的政府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品德和效率的标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谋求特权、追逐利益的世外桃源。在以出身等先赋特征为基础的保守政治遭到品德等自致特征的挑战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产生了。
辛格在拉吉夫·甘地1989年选举失败后接任总理，因为与各利益团体的妥协，他决定实行“孟德尔报告” 。孟德尔报告是以ＢＰ孟德尔为主席的“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1977年做的一个调查报告。鉴于许多边远地区拥有一定势力的社会经济集团的下等种姓的要求，建议政府实现政治权利上（针对部分中产阶级）的公正，吸取新的公职人员，在中央政府中给下等种姓留下27％的职位。根据这个报告，许多有经济实力的边远地区的下等种姓会有机会过上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他们通过进入中央政府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独立后的印度政权一直由既得的上层和城市中产阶级把持，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安全任期，可以腐败发财。
来自下层种姓的辛格执行“孟德尔报告”，改变印度的政治规则，把政权从上中层集团中转移，打破了既得利益者心安理得的政治权利连续性，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边远地区的农村中产阶级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修订法律保护自己财富。他们分享政治利益蛋糕的举动引起了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的不安，中产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演变为争取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治风波。
脱离草根社会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很长时间混淆理论与现实，忽视了印度社会还存在的化石般的阶层差异与隔阂。把持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私利让他们震惊，由震惊变成愤怒，继而化为行动来挑战这个体系。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力量的城市大学生成为这次活动的主角，街头到处是抗议不道德政治权利的学生，许多大学生自焚、被逮捕的新闻充斥着电视和报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鼓吹社会公正的“孟德尔报告”的受益者并没有从心底彻底认同这个信念，新富新贵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穷不聊生的农民、被压迫的下等阶层照旧过着没有公正的生活。
在社会公正的外衣下，“孟德尔报告”事件是为争取政府的资源而进行的中产阶级内部斗争，倡导它的人用品德代替出生来打击获得排他权利的传统精英，他们最终得到了阶层的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