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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在韩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它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腾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种国家威权主义政治也面临着两难困境。罗峰：《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韩国研究论丛》（第6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11页。对这种权威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它在政治上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政治风波叠起，民众参政意识与参政热情高涨，这样韩国新兴中产阶级政治参与也具有了积极、激进的时代特征。虽然有研究表明，在危及社会安定的关键时刻中产阶级会收回他们的政治热情，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热情是有限的、被动的，甚至有可能是暂时的，因而他们的政治角色应该是机会主义的两面派，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中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仅就这方面而言，也与米尔斯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Mills；op cit；p322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那些尚在怀疑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力量的人提供了一个反例。
从韩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及其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模式的社会转型形成了两种相异的中产阶级：一种是先发、内源式现代化下渐进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这种类型的中产阶级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这种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并基本定型；另一种就是后发、外源式现代化下骤变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韩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也将承继此种模式（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由于其突生性、复杂性加之尚未明朗化，因而会成为未来中产阶级研究关注的中心。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三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当代中产阶级（1）
如果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之间多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同。在社会分层的两个维度上，中产阶级处于互相冲突的位置。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级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
在谈及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白领时，米尔斯曾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白领雇员们的“地位恐慌”，指出地位对他们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根据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不足以划定一个阶层，白领雇员成功地赢得的社会尊敬却是他们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Mills；op cit；p240伦斯基认为：“在中间阶级的成员为了控制权力、特权以及传统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其他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中，可明显看出对权力和特权的第四类反作用”，中产阶级“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一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因此，可以认为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对地位的热衷与他们的社会处境有关，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79页。而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 Barbara，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Ibid，p1自然，中产阶级的根本特征或许就是围绕地位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级的表现。如果要真正了解中产阶级，就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之中以寻求更为广泛的认识。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级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级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级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 “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级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Lett， opcit， p41由中产阶级的地位追求反观其社会处境是深入了解中产阶级的关键，这也为理解中产阶级的社会处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
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对社会地位的敏感成为中产阶级的“天性”，但这一“天性”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则具有更为复杂的背景。这是了解韩国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及其社会处境的关键。
虽然“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地位的国度，确立地位成为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与界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Ibid， p1但中产阶级提升自我地位的热情与激情却并不是在中产阶级的产生后才出现的，这种对地位的极度关注只不过是韩国传统儒教文化遗传的秉性的一种延续而已。儒教影响下的传统李朝韩国社会结构分七个阶层：两班、乡班、士班、中人、庶孽、常民、贱人。尹保云，同前引书，第8页。按照地位与声望分为等级森严的三层：社会上层主要是以政府官员为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其中也包括具有声望的学者与文化贵族；中间层为普通大众，主要部分是农民、商人、艺人等；社会底层，指那些极端贫困的各种职业者。这种社会结构分层体系有如下特点：其一，在社会分层中看重文化资本，那些并不富有的文化精英被视为上层阶级，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非常看重经济因素。因此，这种带有明显重农轻商的观念往往看不起商人、艺人，有时农民的地位都要高于他们。其三，虽然传统儒教影响下的韩国社会结构僵化，社会流动机会不多，而且社会流动多是依赖血缘、出身、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但仍然有一条凭借自致性因素的社会流动途径，从理论上讲是向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敞开的，那就是读书——中举——入仕，因此这也成为人们改变社会处境的唯一途径。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三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当代中产阶级（2）
由于等级严明、养尊处优，社会上层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渴慕对象。由于法律上严禁贵族、精英从事商业或者体力劳动，阶层之间壁垒分明。沿社会阶梯向上流动获得地位与声望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如此一来，文化资本对于地位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文化也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为人们追求地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社会地位也可依靠积累财富或者通过婚姻攀附名门望族，或者通过从在住房（大小、结构等）、室内装修、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社会上层的模仿与攀比中获得替代性满足。社会上层贵族地位独尊，而且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阶级区分，以显示其地位和优越性，因而形成了整个社会趋慕上层社会礼仪、生活方式的潮流，这使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地位成为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