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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日本也表现出文化差异。Vogel，opcit， p390年代，大多数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如果不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妻子的工资，就得依靠某些财产如土地、股票、租金或由妻子掌管的企业获得额外的收入。不管供职的公司规模是大是小，韩国工薪阶级都不能享受他的日本同行享有的终身雇佣制的安全，而对韩国的工薪人员来说，取得事业上的中期提升和进入小企业者的行列是难上加难的，由此导致的雇员与资方的关系也不同于日本。第五，由于韩国社会重视地位的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扩张，使得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像是上层阶级。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地位的国度，确定地位成为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与界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美国的中产阶级相比，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像上层阶级。韩国所谓的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不仅表现出了上层阶级的特征，而且这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可部分归因于文化遗传的秉性，它与那种使许多韩国人实际追求地位成为可能的受人喜爱的政治与经济氛围相联系。韩国人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获取高级地位的传统方式，虽然他们也加以调整以适应当今的要求以便在现代社会中赢得地位。随着韩国从一个孤立封闭的儒教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开放并融入更大的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获得地位的新方式。所有这些获取地位的新途径构成了韩国新中产阶级的明确特征。
另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各个划分标准的重要性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也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比如，韩国的大多数商业主不能赚到足够的钱维持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分层中手工与体力劳动以及非体力劳动收入和利润的次要地位，大多数商业主和工匠甚至不能被计入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多层单元式综合建筑周围的商业主，一般不是在这种单元社区居住，而是从别的地方乘车来往，或者住在离单元综合区很近（但不在里面）的低层、花钱较少的房子里。那些能够挣到足够的钱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独立业主，包括医生、牙医和类似的人，过着和工薪雇佣者们相似的生活。因此，职业不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而生活方式或者地位、声望等指标具有相当意义的区分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二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4）
在谈及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的道路，是一个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过程，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改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源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压力。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3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前者，而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者，韩国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与社会转型早已为人们熟谙，但对于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却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正是由于韩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孕育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
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不同，韩国中产阶级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而其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是沿着商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旧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人等）出现、老中产阶级衰落、新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为职业，中产阶级也发生了有产到无产、由雇佣到被雇佣、由独立到依赖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Mills；op cit； pp64～65而韩国中产阶级产生伊始就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路。诸多研究表明：韩国的中产阶级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中产阶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级壮大、旧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况，而是呈现为新、旧中产阶级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Hsiao HsinHuang，op cit，pp24～50也就是说，韩国中产阶级的异质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根据韩国社会学家洪斗承的研究，韩国中产阶级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具有渊博的专门知识和高教育水平的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担任专门职务的人和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的人，称为中上阶级；第二，由技术水平略低，教育和训练时间不特别长，从事一般专门工作的被雇佣者，在政府和民间企业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人构成新中间阶级；第三，在职业种类中，分散于各行各业，由本人、家族成员，必要时雇佣的少数帮工，开展个人事业的专门技术、买卖活动、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独自经营的手艺人等构成旧中产阶级。洪斗承：《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展望》，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第62～64页。由于韩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因而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同，也就为说它是后发展国家阶级结构变迁中中产阶级的典型，是另一种模式的中产阶级。
这种经过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骤变模式，还使得韩国中产阶级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生性。这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一种尴尬位置和两难境地。转型前的韩国是典型的儒教传统下的农业社会，虽然韩国文化在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进行了积极的应变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儒教文化”，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东方儒教与西方基督教的结合，其本身就内含张力与矛盾，这也使得新生的韩国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在生活方式与地位获得上，消费选择中的一个近来不断重复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方式（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压力，传统与现代压力下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有文化的”与“炫耀富有的”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压力，即在那些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位置或一个人的相关地位时遵循传统方式看重文化还是更看重经济标准。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炫耀式消费”就可能并不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前卫。在家庭生活中，虽然核心家庭也在不断增多，但更多的中产阶级还是为传统的家庭及其各种复杂的关系所困扰。甚至在婚姻选择中，虽然受自由、民主的现代观念影响，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巩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不得不牺牲感情而求助于传统的婚恋模式（如媒人介绍、亲友介绍等）。“在韩国合适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对许多韩国人来说爱情这一西方概念与西方没有同样的相关。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Lett，opcit， pp198～199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如阶级联姻等机制，正如昔日的两班一样，走到一起，这可在韩国中产阶级中看到，家庭地位得到保证。这种两面性可能是正在形成中的第一代中产阶级必然要面对的阵痛。
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在韩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它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腾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也付出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