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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987年占65%,作为社会主要部分的中产阶级队伍口益扩大,反映了高速经济发展对收入和职业多样化产生的影响。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湖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第413页。
70年代,中产阶层一词首先由知识分子推出,继而在媒体流行,80年代则专门指代这个新阶级。90年代的中产阶级由前知识贵族和普通人家庭组成,这是一个正在演变中的阶级,仍处在形成与确定其特点的发展过程中。最流行的韩国词称中产阶级为“中等阶层” 。在韩国,没有严格界定的“中产阶级意识”也出现在政治民主化和劳动力流动日渐增加的1980年代。尽管用于表示中产阶级的本国词语的含义不完全相同,但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二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2)
从韩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可以看出,以下因素在韩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第一,阶级结构的破坏与重构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传统韩国社会的固化的社会结构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后接管、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基本上已经完全消解。朝鲜战争后全社会的贫困化给社会流动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空间,中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破旧立新的现实背景中寻求发展的,所以韩国中产阶级的构成更为复杂。第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适龄人口的入学注册百分率分别是:小学596%;初中211%;高中124%;高等教育31%。到1965年,相应的数字分别是:小学916%;初中394%;高中270%;高等教育69%。到了1975年,这些数字则增加到:小学1076%;初中740%;高中405%;高等教育86%。Lett,op cit, p37教育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与二战后美国的积极援助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的投资和儒教传统下韩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有关。整个50年代,虽然韩国经济成就并不显著,教育却一枝独秀。这时韩国教育引进美国的教育体制、教材设计,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也大量增加。这为就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与文化上的铺垫。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由朴正熙强力主导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增长导向型、工业导向型、出口导向型(外向型)以及强力政府主导型模式不失时机地加快了韩国现代化进程。在此同时,韩国城市化也不断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韩国省际间的迁移率很低,但战后离开原出生省份的人大量增加。3/4的国内迁移是“面向城市”。汉城(自1945年为大城市区)1960年从其他省迁移而来的人口占51%,到1966年为56%;釜山(自1966年起为大城市区)也存在高迁入率。同一时期,几乎所有9个省的人口都在锐减,大部分都被两个大城市区所吸收,而小城市吸收的量很小。虽然1960~1980年间工业化速度快,但城市化的速度是稳定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8%增加到1985年的65%。到1985年,汉城人口达到960万,占整个国家城市人口的36%以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5年之间,釜山人口从20万增加到350万,占全部城市人口的13%。赵利济、金赢亨,同前引书,第412页。这样城市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也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第四,朴正熙政权下的“权威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及其带来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标志着集权官僚政治体系由对内垂直控制、剥夺的体系,转变为对外横向联系、交往的体系。这一朝外向型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使韩国不仅抓住了国际市场运作所提供的机会,而且释放了被上千年中央集权官僚制所紧紧禁锢的以窝里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能量。尹保云,同前引书,第135页。短短的近三十年间韩国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奇迹”,国家、社会的富裕与繁荣对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转型时期集权式政府以暂时牺牲民主而求得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其后中产阶级与国家、政府的矛盾及其积极的政治参与留下了隐忧。
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演变的过程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如下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与日本和西方的情形相反,韩国中产阶级不能截然二分为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而且两者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与发展也各自具有新的特点。韩国在工业化扩张期之前没有经历商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因此,源于儒教社会分层观念的韩国旧的社会阶级结构几乎没有像其他工业国家发生的那样在工业化之前转向资本主义阶级体系。因为在韩国,商业化几乎没有先于工业化,那些被归于具有老中产阶级职业的人在新中产阶级职业者出现之前并没有大量的减少和消失。另外,韩国工业化、集团化、科层化的进程也并没有导致预见中的自雇佣业主的消亡。与日本相反,韩国中产阶级随着体力劳动工人、城市职业者、白领薪水工人的发展而增加。这样,韩国中产阶级是全新的。当我们说到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时,我们包括了自雇佣者和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薪阶层。第二,韩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因此,不应该把韩国中产阶级看成是已经稳定和静止的,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正在进行的形成和再生的历史过程。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二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3)
如此一来,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征,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一般特征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与中产阶级政治上后卫的保守不同,韩国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积极参与了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和选举活动,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理性的、机会主义式的参与;与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激情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旨在追求地位的被动式、炫耀性消费,而不是个性化、享受型的消费;而在生活方式上,韩国中产阶级的现代更多含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实际上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藕断丝连,难分难舍。第三,由于韩国儒教传统的影响,韩国的中产阶级认同程度比较高,就阶级认同的角度而言,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明显多于实际确定的客观存在。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四个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实际上的中产阶层):有中产阶级的主观感觉;收入在普通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倍以上;中学以上的受教育水平;在自雇佣企业中有一个工作,或者是雇主或者是领薪水的工人。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这些标准所作的一项调查估计,在90年代,中产阶级占城市居民的36%。但是,在通常流行的用法中,标准更加主观,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一词非常模糊。政府统计表明在90年代早期超过60%的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其他一些调查和人们的通常感情会认为这还有些保守。Lett,opcit, pp4~5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市场分化的产物,在更大程度上它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政策推动下的催生物,这样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都带有国家计划下的利益再分配的痕迹。在其国家导向的发展策略中,韩国的集权主义政府对新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老中产阶级在小规模的商业、服务部门以及非正式合同型的生产网络中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特定背景下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具体表现。第五,韩国中产阶级的处境及其特征具有明显的韩国特色,这与韩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规范有关。这样,它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别,甚至与近邻日本也表现出文化差异。Vogel,opcit, p390年代,大多数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如果不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