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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地位的过度追求和对社会上层的效仿、认同，使得在形成伊始，“韩国的中产阶级比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像上层阶级”。Lett， opcit，p2
事实上，即便是到了现代化的今天，韩国中产阶级对地位的追求仍然表现出了典型的韩国传统特色。因为，“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不仅表现出了上层阶级的特征，而且这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可部分归因于文化遗传的秉性，它与那种使许多韩国人实际追求地位成为可能的受人喜爱的政治与经济氛围相联系。”Ibid 尽管对于儒教功过的历史评判不一，甚至有人指责它造成了韩国现代化的落后，但也有人认为，在家庭方面，儒教与韩国以前的贵族精英们的遗产，尤其是他们对地位的关注，一度成为韩国新中产阶级发展和国家迅速成为全球经济主角背后的驱动力。
韩国中产阶级追求地位最明显的传统色彩，莫过于对文化的重视。由于这种传统的延续，在韩国，大专或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虽然在90年代教育与职业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大多数韩国人追求高等教育的基本动机不是找到安全可靠的好工作。韩国人追求教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追求地位。同时由于传统分层中对经济地位的轻视，使得那些在社会转型中暴富的新贵阶层仍然难以得到与其财富相称的地位，因而不得不转而再去谋求文化资源。同时，传统中出身、血统、家庭背景对地位的重要性也日渐在传统精英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为人们所认同，这样就出现了一些诸如续家谱、修改家谱和攀附昔日的名门望族等传统的追求地位的方式。同样，对传统的借婚姻攀龙附凤式的保持与提升地位的方式的回归，使得门当户对成为当代中产阶级婚姻中非常看重的条件。在韩国，得体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情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其他联姻机制——正如昔日的贵族们一样——走到一起，家庭地位于是得到保证。
除了从传统中继承对地位的文化需求外，韩国人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其他获取高等地位的传统方式，但他们是经过调整的、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够在现代情境中赢得地位的。随着韩国从一个传统儒教的社会精英为特征的孤立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开放并融入更大的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获得地位的新方式。这些确立地位的新途径构成了韩国新中产阶级的明显特征。而这些，都通过职业、家庭、生活方式、教育、结婚策略等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虽然仍旧看不起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体力劳动，仍旧把妻子赋闲在家相夫教子、男女有别的严格的内外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看作是地位的象征，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变通，有时可能中产阶级妇女会在家中揽一些手工活，或者去做家庭教师以弥补丈夫薪水的不足。在消费领域，虽然韩国人由于传统习惯或者民族主义情结更喜欢将传统的、民族的物品作为地位的象征，但各种西式的商品、住房乃至习惯也同样被人们认为是地位的象征。在新贵者开始积累文化资源时，那些拥有文化资源和良好家庭背景的人也开始重视经济上的富有。可以看出，当代韩国中产阶级的地位竞争其实是从文化传统当中秉承的习惯或者性情，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当中获得地位的内容、方式都有了一定的调整与改变。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四地位追求，或区隔游戏（1）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而不平等则是绝对的。虽然社会等级是人们不情愿承认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被认为是民主、自由、平等象征的美国，实际上，等级差异也表现得颇为明显。虽然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但这丝毫不能掩盖社会等级存在的事实。保罗·福塞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等级可分为九类：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中层阶级）；赤贫阶级、看不见的底层（下层阶级）。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1页。这些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异已不仅仅是金钱与财富的差异，还包括品味、知识与修养，其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可以从相貌、住房、消费选择、休闲方式、室内摆设甚至说话习惯表现出来。追求地位的韩国传统本身是韩国社会分层与等级分化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成为更大的社会分化与等级差异的原因。虽然在韩国追求地位的程度可能要大于其他国家，但这种等级差异却绝不是韩国社会特有的。追求地位不仅是一种个人或者特定群体的喜好，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形式。
近年来随着韩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富裕，它开始表现出更典型的与上等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相联系的特征。布迪厄有关阶级区隔（distinction）的分析支持了韩国社会两班化（精英化）这种观点。
布迪厄没有根据单一标准把社会等级看作是单向度的，他没有将社会系统缩减为抽象层面上的连续统，他提出一个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布迪厄认为资本实际上就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它包括经济资本（股票、债券、农村和城市财产）、文化资本（主要由教育资格来衡量，包括正式的和得自家庭的或者依靠社会出身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网络）。资本容量、资本成分和这些资本在时间上的变化（由过去显示的和社会空间的潜在轨道上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三个基本方面。不同阶级的分布从被赋予较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统治阶级或者上层阶级）到很少占有其中任何一种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被统治阶级或者下层阶级）。那些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拥有一定量资本的人形成了中产阶级。Bourdieu， Pierre，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15～125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之间的差别是整个资本数量的函数。统治阶级中的私营企业主、商业自雇佣者和中产阶级中的工匠、店主（至少在法国的案例中）拥有比文化资本更多的经济资本，但工业主和商业主的经济资本比工匠和店主多。同样，教授和中学教师都有很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教授的资本量更大，因而属于统治阶级，而相比之下中学教师有很少量的资本形成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同的资本结构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尤为特殊的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存在状况的特殊阶级（资本数量和成分，在共时的和历时的方面）产生一种阶级“惯习”（habitus）关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译法，如习惯、习性等。但惯习更能突出与习惯、习性的差别而为更多人所接受，故采用了这一译法。或一系列性情或者偏好，它们形成了一系列实践中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不同特征。Bourdieu，opcit， p170下层阶级的品味主要是生存必需所决定的，这与上等阶级不同，他们的资本更多地避免了生存必需的限制。在消费领域发现的基本区别，甚至有甚于此，它涉及奢侈（自由）品味与生存品味的对立。前者是那些远离生存必需、能够自由便利地获得资本的人的品味。后者在其调整中，表现的主要是为生存必需而生产的人的品味。因此，一个人的阶级更多的是由“品味”或“生活风格”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所决定，“甚至确实是前者统治后者”。另外，品味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社会地位，而且是那些经济或政治等级高的人限制那些等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