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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报刊，返回现场，其观感以所谓“天地为之变色”来形容，庶几近之——晚清社会的影像在诸如我辈深受教科书熏染者的眼中，顿时彻底改观。这一阅读所带来的从官方到民间的视角转移，让我们惊喜地发现：晚清的思想文化竟是如此的海纳百川、五光十色，晚清的社会生活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生气盎然。在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至此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多元社会力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在逐渐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至于文化思想界因中西交汇而引发的异彩纷呈，今人无论怎样想象也不过分。面对如此纷繁而大胆的中国传统经典与西方最新理论的奇妙嫁接，“西学源于中国”说的程式概括实在太过简单，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指责也因缺乏必要的体贴与同情而失之冷酷。而晚清学人以巨大的热情拥抱、传播新学说与新知识的动人场景，则使中国现代思想的谱系必得溯源于此。
按照社会分层的理论，作为中间阶层的士绅同时也是民间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处于晚清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在激进派与守旧派水火不容、相持不下的角力中，士绅阶层“允执其中”的温和、务实姿态，恰可起到制衡的作用，其权衡、取舍最终也影响到未来社会的品质。而晚清士绅政治制度上的立宪诉求、文化观念上的中西合壁之群体趋向，正以维新派为最合格的代盲人。其学识、财力与社会声望，则使得晚清数以千计的报刊，多半成为这一社会阶层的传声筒，并经由新闻媒体的放大，建构成为代表公众的社会舆论。本书把更多的关注投向这部分人群，原因在此。
为此，在资料储备上，本书有意识地舍弃了向来研究者采信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其他文学作品的路数，而将报章文字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石。并且，除个别题目所涉及的话题必要依据激进派报纸杂志的论说，就全书整体的资料构成看，持温和态度的中间派报刊俨然居于主导地位。如此设计，是为了保证言说者立场的相对客观与事实陈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由此还原出的“现场”才可能接近真实，对于晚清民间社会动向的体认才会更准确。
虽然本书的构想是以重新认识晚清社会为依归，进入的途径却选择了女性研究。理由无他，女子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远较男子复杂，遭遇的困扰也远较男性繁多。仅以晚清妇女论名著《女界钟》的论述而言，其所列举的女子急当恢复的基本权利，便包括了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六项，足见女性在教育、社交、就业、财产以及人身与婚姻的自由度方面与男子相比，权利的极度匮乏，更无论作者视为理想、有待日后争取的参政权（金一《女界钟》第六节《女子之权利》）。也即是说，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因而，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反过来说，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也可以获致全方位的呈现晚清社会场景的效果。
何况，在晚清的社会震荡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努力奋斗，这一女性逐步独立自主的历程，也成为晚清社会基础变革最有力的印证。并且，由晚清发端的妇女解放思潮至今亦未过时，彼时先进之士竞相宜说的“女权”，百年之后，仍然响彻新世纪的天壤。笔者在钩沉晚清女界史料、寻找失落的线索之时，于是常会生发出时空交错、昔事今情互映成趣的感想，在检讨历史的同时，也对现实多了一份反省。
而以女性问题作为透视晚清社会的窗口，在本书的具体操作中，又落实为个案的剖析。个案研究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的疏漏，通过对史料的精细处理，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在此，案例的选择与设置具有关键意义，它决定了题目的观照面是否足够宽广，深入开掘是否有丰厚的价值。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以包含了丰富信息量的“事件核”作为考索对象。接下来，能否正确解读与尽多释放“事件核”中蕴藏的信息，则是对研究者能力的考验，论述的深浅与成败均系乎此。一般说来，手眼高低容有参差，但只要个案精彩，历史场景多少总会得到部分地复原。
对于本书择取的十个个案来说，又可区划为三组，书中分别以“女性社会”、“女性典范”与“女性之死”题名：
上篇“女性社会”期望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锁定女子社会化教育起步期，将中西观念、中学与西学的相互激荡、冲突与调和作为讨论的重点，而该校所标举的“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在日后各地的办学实践中尤具启示意义。与之相呼应的是发生在北京的女学生杜成淑拒绝男学生屈疆约会信事件的考察，透过双方公开的私函与背后的妇女团体分裂的隐情钩稽，论者有意凸显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困惑。女报的出现亦自晚清始。第三章以发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杂志为标本，清理晚清“女界革命”倡导者们的妇女论述之内涵，文本分析不仅显示出刊物主持人在延续三年的编辑过程中思想的游移，其间男性与女性声音的同中有异更值得关注。“男降女不降”之说在晚清曾流行一时，这一话语既源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也与晚清妇女论者独特的现实关怀相指涉。探究其中复杂的多重意旨，揭示历史资源如何转化为现代理念，是为该章的着力之处。
以勾勒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为目标的中篇“女性典范”，意在展现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从其时汇聚众多古今中外女杰的排行榜上，选取班昭、批茶女士与罗兰夫人作个案研究，除了其人在晚清知名度极高的考量，各章也自有特别的用心。以《女诫》流名后世的班昭，其“女子卑弱”说逃不脱晚清女权论者的口诛笔伐，本在情理中。耐人寻味的是，在被批判的同时，班昭也成为此一时段不可或缺的女性模范。而探讨经典在晚清的重新释义，则是笔者构拟此章的兴趣所在。批茶女士之受时人的崇拜，追根溯源，实由一段错误的翻译造成。有意味的是，这一误译因关合女性新品格的塑造，反倒使以斯托夫人（Mrs．Stowe）闻名于世的美国女作家，得以假批茶之名，在晚清女性的观念与实践中发挥超常的典范效应。罗兰夫人大概可算是真正属于晚清这个时代的外国女杰，各敌对派别竟能超越政治歧见，将一致的尊敬奉献给这位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女政治家。其形象意蕴释读的多义性固可见出时代风气，而秋瑾之成为罗兰夫人在中国的后学传人，则昭示出晚清女性对西方女杰的取法已从向往转化为行动，由此也可窥见典范人物现实影响之一斑。
由叙说“女性之死”组成的下篇，包含了三位死于上个世纪初的女性的故事。三人死亡的方式各异，原因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风波也带有歧出的意义指向。满族妇女惠兴的自杀殉学，别有满汉民族矛盾的背景作底蕴；胡仿兰的被逼服毒，则牵连到放足与受教育这两桩关涉晚清女性身心解放的大计；秋瑾被斩首的残酷死法，更激起了巨大的抗议声浪，从民间团体的抗争到统治阵营的离析，从质询法律依据到实行革命暗杀，晚清社会变动的诸般征兆，在此案例中已有充足的表现。而报章在所有女性死亡事件的追踪报道中，均扮演了烛幽发覆、推波助澜的角色，其作为舆论空间相对独立的品格，在此也显露无遗。
综合上述各案例而构成的晚清图景，实在已蕴涵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萌发的种种迹象。此时已初见端倪的旧纲维的日渐解体与新秩序的逐步建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晚清并不属于已经消失的过去，她其实系连着我们今日仍然生活于其中的现在。
（《晚清女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