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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葛迪说：“传播模式的多样化经常是和生产模式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它不仅暗示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知识秩序当中进行储存、分析和创造的可能性。”一种意识观念总是会回过头来再次创造产生这种意识观念的现实。葛迪仔细分析过传播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尤其是文字在社会发展阶段中从思想封闭系统到思想开放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字的出现使得人工记忆向知识贮存转化，成为人类一种外在化的技术，让人类的信息传递打破时空局限，脱离口语传播的局限，并通过语义空间的隔阂推动人类发明新的智能技术。显然，体现读写文化特征的语言传播活动与书写技术的发展分不开，并对文化产生个体化和专业化的效应。正是通过书写，知识方能够独立于叙事者和受众的社会互动而被记录和传播，充分呈现可能产生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营造批判的意向和批评的条件，在扩展主体性思维的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叙事的可能性。
葛迪认为，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系统中，缺少一种自反性思维，是一种个人化的社会话语在起作用；而在思想开放的社会系统中，非个人化的陈述和有思辨特色的思想区分出陈述（enonce）和陈述状态（enonci…ation）。文字是知识的私有化根源，而思考和批评精神是靠文字才得以发展，怀疑思想不是来自天上，批评精神依赖于积累技术，即知识之间的比较。但葛迪认为传播系统和思想“模态”之间没有惟一的对应关系：“因为传播系统在若干方面互相有区别，如文字可能是表意文字或拼音文字。没有一种惟一的对立，更多是一种变化的继续。每个传播系统对思想体系有它的特殊效果。我不认为这个过程是单线性的，更不能说它只依赖惟一的原因；在传播层面上是思想在起作用。宗教信仰系统、阶级区分对文字用法的扩展进行了修改和限制；换一个背景，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我们不能真正分开传播手段和传播关系，它们在一起组成传播模式。”传播关系当然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译文。同时，我们也需要和葛迪的立场一样，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和传播决定论。葛迪曾经非常感叹中国的文字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整合的意义，他的著作对传播系统（如文字）的发生形态的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的人类学方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美国学者诺伯特·赖特也认为：“早期的中国只是一个好得不寻常的例子，刚好证明一项广泛的原则，证明所有早期文明都因为资讯技术而‘多多少少’能够维持统一。”（《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传播学无疑是一门知识，而知识作为对现象的抽象和约定，是要通过归纳法得到一般法则，并通过演绎法的逻辑恒等的条件下予以扩张，从而带来实践价值，构成传播基础，在一定时空状态下具有真确性。长期来看，知识是相对的、不确切的，旧的范式时刻面临新的范式的挑战。从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具有学科奠基性意义的三大基础流派就是多向性的：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的着眼点则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一认识一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本书的方法论前提就在于承认并坚持多个视角，在互补中产生观念制衡，同时声明考察的绝对不完备性。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播学作为学科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现实。但是，如何对这门学科的对象、方法、范围和限制进行定义还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传播学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传播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科学研究，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传播学是研究关系到被组织的、有目的的、有技术工具或没有技术工具的信息传播过程。从这个概念出发，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很大，关系到被组织的与社会和文化的媒介化、信息化有关的传播过程，关系到对不同层次的传播理论的范围和功能的界定，这都是有待于我们在当今日益频繁的信息传播实践中需要反复加以阐释和争鸣的理论课题。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观念是现实的，它可以改变现实，可以制造差异，因为观念本身是被建构、改造并置人现实世界的社会实践之中，《传播的观念》或者说传播学的观念亦然。
（《传播的观念》一书近期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构晚清图景
■ 夏晓虹
对于晚清社会的性质，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最标准与通行的解读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这一定义见诸由毛泽东等人1939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课本中，日后被收入各种《毛泽东选集》，使其广为流传，深人人心，事实上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准。顾名思义，“半封建”意味着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半殖民地”则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受奴役。由此，上个世纪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多半演述的是一部列强瓜分、清廷卖国的屈辱史。这倒与晚清主张革命的知识者心目中的中国与世界图景相吻合。
由上述社会定性所自然推导出的，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毛泽东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因而成为正当合理的社会改造首选手段。应该说，从晚清以来，国人始终无法释怀的救亡与忧患意识，是日后不断爆发的革命的有力推进器。不过，这条显而易见的论述主线，也很容易将问题简单化，似乎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依靠革命来解决，所有的社会进步都须凭借革命为动力。而这一假设的前提，则是晚清社会的凝定不变与死气沉沉。集中了多种社会制度中最坏部分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因此只可能呈现为了无生气、垂死没落的形态，除了等待革命打破死寂、带来生机，晚清社会已不配有更好的期待。
这样一幅被高度抽象化的晚清图像是否完全写实，笔者因长期接受正规教育，过去的确一直深信不疑。但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近代文学作为个人的研究方向后，这才憬然发现，即便是正确的理论概括，也会掩盖或忽略许多同样真实而有意义的存在。即如关于两大主要矛盾的说法，其背后的思路，实际仍以处于社会最上层的统治者为近代中国社会唯一的主宰力量。这不仅有悖于相信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革命领袖的另一教导，而且，现代社会学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任一社会的组织与运行机制都极其复杂。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被革命话语过滤掉的丰富细节，其实本来也蕴涵着引导社会走向的可能性。
这一对晚清社会的重新认识，借助于近代新兴的报刊媒体，而获得了更实在的印证。
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由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程度地逼近于社会情状的原生态。作为晚清报界主体的民办报刊所代表的公众立场，也注定了其向民间社会倾斜的取向，并为之留下了相当忠实且详尽的记录。就此而盲，经过作者或编者汰选的作家别集显得太干净，太多私人话语，因其已从色彩缤纷的生动背景中剥离出来；多半出自追述或传闻的野史笔记则存在记忆误差，夹杂个人恩怨，故也不尽可信。惟有精芜并存的报章所刊载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诗文，都成为在“众声喧哗”中存在的开放文本，从而带给阅读者立体回声的感受。上下追踪，左右逢源，报刊因此可以帮助后世的研究者跨越时间的限隔，重构并返回虚拟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