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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导演用来加重历史荒诞感的工具和砝码。因此，《霸王别姬》和《喜宴》一样，还不是真正的同志电影。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新生代张元、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和关锦鹏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手法关注到同志情感，其中关锦鹏以同性恋身份表现同志情感更是引起人们的重视。
对1995年的张元来说，同志情感如何在电影中表达不会是件简单的事，长时间以来，现实中的同性恋是“见光死”的一群。所谓的“东宫”、“西宫”，指的是北京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单单从以公厕为聚会地，就可看出这一人群在社会中有怎样可能的活动空间。应该说，是严酷的社会文化环境将同性恋人群压抑到如此不堪的境地，反过来，主流社会意识又以“厕所”这种环境指认同性恋人群、定性他们的行为。影片《东宫西宫》的叙事就是从这种充满悖论的社会环境下展开。
张元的电影《东宫西宫》在涉及同性恋题材时过于渲染，影片中的主人公太过地沉迷于施虐和受虐，比如两位主角之一的阿兰，他对于那些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侮辱不但没有显出太多的痛苦，反而病态般地感觉到享受，这不能不使一般观众产生同性恋就是感情另类者的印象。我觉得在《东宫西宫》里，张元陷入了悖论，一种良好的叙述心态和客观影像产生的实际效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这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表现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普通大众对同志情感的理解水平。
王家卫的《春光乍泻》完成于1997年。四年后，关锦鹏也拍摄了同类题材的《蓝宇》，这两位香港导演一向风格独步，他们先后涉及同志题材都是当年引人注目的事件。王家卫以自己一贯的风格将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演绎得感伤、低徊，在当年港台电影节的“金像”、“金马”奖上都得到很高荣誉。其实，人们对关锦鹏更有期待，他在拍摄《蓝宇》时已公开“出柜”（即公布自己的同志身份），加之他是公认的、挖掘人物心理最为细腻的导演，《胭脂扣》、《阮玲玉》都是例证，人们的期望之大可想而知。在此之前，无论是陈凯歌、李安，还是张元、王家卫，他们都是“局外人”，虽然“观鱼之乐不必生而为鱼”，但是鱼之乐还是人之感觉为乐，常常被人疑惑。
在所有华语同志电影中，王家卫的《春光乍泻》情节最简单。在万里之遥的南美阿根廷，两个生活在一起的香港男人分分合合，经历了因厌倦而分离、因分离而痛苦、由痛苦又重新想在一起的情感怪圈。王家卫的影像风格一贯低徊哀婉，加之张国荣和梁朝伟两位影帝的出位演出，使得这段两个男人间的感情被演绎得更加缠绵悱恻、百转千回。
总的来看，《春光乍泻》是一部讲述逃避的影片：逃避熟悉的环境、人事以及庸常的生活；逃避责任、义务甚至爱与被爱。黎耀辉和何宝荣两个香港人能逃避到离香港万里之遥的南美阿根廷，但逃避不了聚散两难的情感。忧郁的黎耀辉一直无法把握自己所爱的何宝荣。“不如我们从头来过”，阿荣常常这样给阿辉讲。因为任性、厌倦、也可能是因为自私甚至放纵，何宝荣来来去去地在黎耀辉的生活中出现，每次都是因为厌倦而离去，每次都是因为受伤而归来。忍耐性和容忍心有多大往往取决于爱心有多深，影片中让人最难忘记的应该是黎耀辉看阿荣时的眼神，忧郁得令人心悸，在怜爱、关怀和一种莫名的悲伤间夹杂着一丝丝的痛惜和怨恨。
反观关锦鹏的《蓝宇》，情况却让人多少有些失望。简单讲，这是一个由轻浮到庄重、由肉体上升到精神并由占有过渡到给予、“相信人间有真爱”的情感故事，但故事的开头就已经使人物“蒙上了阴影”。蓝宇是导演着力塑造的一个让人“相信人间有真爱”的人物，实在没有、也不应该为了钱去卖身时才结识了自己喜欢的人。他可以因颓废、无聊、寂寞、甚至为寻找刺激出场，但就是不应该为了钱。其次，蓝宇运气好得出门摔跤就拣了个大元宝，刚“出道”就碰到了一个良心甚好、知冷疼热甚至颇为“怜香惜玉”的大款，这一定让隐匿在茫茫人海中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找同伴还得上“东宫西宫”的无数同志觉得蓝宇是位“六合彩”中奖者。
关锦鹏以同志心境拍摄同志电影居然大失水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分析的个案。事情也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一直被人们视为“畸恋”。即使是有同情心的导演有意无意也从这方面入手，程蝶衣（《霸王别姬》）、阿兰（《东宫西宫》）、何宝荣（《春光乍泻》）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和神经质，和他们比起来，蓝宇的表现的确有些“太正常”了，正常到在《蓝宇》的故事框架里，可以直接将其置换为女性后仍能毫不费力地保住整个影片叙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应该说，这是关锦鹏一次失败的同时又相当成功的努力，表面上，他讲了一个平庸的情感故事，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蓝宇》中的感情纠葛并不“另类”。谁又能肯定，这就不是关锦鹏叙事的本来目的呢？
不难看出，这三位导演与陈凯歌和李安不同。他们不再关心历史的发展、不再关注人与环境或是人与文化之间的矛盾，而是将镜头直接对准同性恋者的内心，聚焦于同志内心的挣扎，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矛盾和人与自身内心世界的冲突，除直面同志情感外，他们也不再为影片增加任何额外的主题和立意。如果单从观赏角度讲，后三部似乎都比不上前两部影片，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华人电影圈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同志电影。
同性恋之所以被歧视，说到底是将生理问题无限道德伦理化的结果，在价值多元化日渐成为共识的今天，包容应当是正常社会的良好心态之一。同性恋人群虽然相对数量少，但绝对人数相当庞大。正视问题的存在、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维护他们天赋的追求幸福的权力绝对不是所谓的保护弱势群体，而是一个社会真正走向以人为本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海宁“二吴”
——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简记
？ 散 木
一
浙江才俊，古往今来，可谓浩瀚无涯，仅以天下著名的观看“浙江潮”盛地的海宁而言，以其一地之狭，就曾涌出过学术大家王国维、军事天才蒋百里、诗哲徐志摩等众多名流，其中以兄弟论，则有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吴其昌、吴世昌两兄弟。
海宁“二吴”皆读书种子，其弟吴世昌在世时曾说：“如果说吾兄吴其昌肚里有两百本书，那我的肚子里就只有一百本书了。”那么，吴其昌肚子里究竟有多少书？
北大夏晓虹女士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时，“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并撰有《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及绝笔之作《梁启超》。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1〕。这里的所谓“吴氏”，就是指吴其昌，他当年曾是梁启超的弟子。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十七岁时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研究经学及宋明理学，以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被称为“国专三杰”。吴其昌毕业后赴广西容县，担任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充西席。后来，他得知北京清华学校开办有国学研究院，随即报名应考，竟以第二名考中（第一名是河南人的刘盼遂，后来第二届的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则是浙江人的刘节，当时遂流传有“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导师，其中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由于吴其昌此前已撰有《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并择定以“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遂由梁启超担任其指导教授。除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还选修了王国维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后予以整理成书。其时梁启超主讲的科目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