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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追随梁启超、王国维多年，对导师一片敦诚。当时面临天下鼎革的局势，他曾和同学谢国桢等力劝王国维剪去辫子，以免成为祸端，但被王国维婉拒。而在王国维自沉的前夜，他和同乡赵万里还在王国维家中叙谈，岂知第二天得知王国维投湖的噩耗，吴其昌是最早赶赴颐和园奔丧的王国维弟子，当时他“不禁大恸”，与相继赶来的清华师生相互“唏嘘不置”。此后，在王国维逝世的周年，他还撰写了《王观堂先生学术》、《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等。至于梁启超，他更是与之情如父子，当时他还曾住在梁宅协助梁启超处理文案，后来又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受聘于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从此走上大学讲坛。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后，吴其昌曾代表清华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其墓前致辞，所谓“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海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斅治考证，得征凡几”等〔2〕。翌年，吴其昌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氏兄弟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时弟弟吴世昌率先在燕大校园里贴出要求抗日的大字报，随即被选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他积极组织请愿、募捐、慰问等活动，并主办《火把》杂志，鼓吹抗日。后来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学生，后三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3〕
当时吴世昌在燕大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即所谓《告全体同学书》，其称：“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这才是最大的耻！”过了几年，即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强调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应该取“守”的姿态，反对不顾国力而一味去抵抗日本。当时吴世昌看了胡适的文章很生气，他给胡适写信说：“我默察近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大概都是‘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这是使我非常难受的。文化学术上比‘五四’时代进步得多，思想上，贞操上，民气上还不如‘五四’时代。这是国民党所应负很大的责任的。”〔4〕不久，胡适回信答复他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5〕对此，吴世昌又回信表示：“我并没有误解你。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现在舆论界有一个不自觉的潜在性的矛盾：一面想鼓励民族精神，唤起国家意识，一面却绝对忽略组织和训练民众。”〔6〕
吴世昌和胡适的态度，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的不同看法，表面上是一激越、一稳健，方法虽不相同，而爱国精神却不相上下。
也是在吴世昌喊出对“士大夫阶层”大不满之时，吴氏兄弟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1931年11月20日，吴其昌夫妇和吴世昌毅然宣布绝食，并在北平和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请愿，最后又一并在南京中山陵哭灵。当时吴其昌愤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昭告总理文》：“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此次吴氏兄弟等的举动，绝食共八十四个小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为了声援其行动，清华学生会还组织请愿团两百余人开赴南京，随继而来的请愿活动又纷至沓来，这就是“合门绝食”、“名倾天下”的吴氏兄弟“哭灵案”〔7〕。然而，事后吴其昌竟被清华大学解聘。
二
吴其昌原本是一上佳的读书种子，他是承继王国维、梁启超学术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他被清华解聘之后，1932年，被迫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后，他仍救国不忘治学，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颇有建树，当时国内学界最有希望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的，就是吴其昌，当时他已在古文字学、上古史、音韵学等方面相继撰成《殷墟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年表》、《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等，此外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古代田制史）、宋明哲学史、边政史及东亚史等方面的许多专题论文和论著。当时他在武大开设的课程“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清学术史”等，已在在表现出其导师王国维、梁启超的学术流脉，因此，时人所谓“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等就并非虚语了。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局面下，他只能暂时抛却书本，面对社会大声疾呼，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作用。随着国难的持续深入，吴其昌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不断进行讲演，成为舆论界的重要人物。他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如《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国家的生命》、《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文人对于国家的责任》、《不屈服，即胜利》、《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光明的进程》等，是整个救亡和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献，他也成为当时全国所瞩目的一位知识界人物。
吴其昌不仅“说”，他还要“做”。就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际，他向前线的冯治安部请缨杀敌，准备携妻率女一同上前线。岂料，吴其昌最终并没有死于战场，而是却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梁启超生前曾有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后果然吴其昌也一如其师。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乐山，当时体弱的吴其昌不幸染上了咯血症，他“常于吐血之后，发炎之际，工作不辍，偶或晕倒，而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静养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8〕。到了1943年，有一家后方的“胜利出版社”为发扬祖国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邀请吴其昌承担其中《梁启超》一书的撰著，吴其昌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于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9〕。
吴其昌为其师抱病撰写传记，成书《梁启超》（上册）。就在1944年1月19日封笔之后，2月23日，年仅四十岁的吴其昌在乐山病逝，结果，这本只完成了半部的传记遂成为他的遗著和绝响。
三
说到弟弟吴世昌，要提一下毛泽东在1964年8月与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当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忽然提到了《红楼梦》，并提到了“红学”，他说：“《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10〕
毛泽东提到吴世昌，后来以“红学家”著称，并曾为英译本《红楼梦》进行过审校。这个“新红学”大家的吴世昌，在兄长的提携下，也是一个读书种子，早年曾从事文学创作，后转到古典文学研究。若说到其人的自负，当年他有句夸口：所谓“当今学人中，要说博览群书的，只有四人：梁任公、陈寅恪、唐兰，再就是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