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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军的另一类散文是带有象征或讽喻意味的抒情散文。如果说张我军的游记散文潇洒自如，不拘形式，表现的主要是他对故乡的爱意和依恋及他性格的纯真、热情、豪爽的一面，那么，他的抒情散文则立意巧妙，结构谨严，思理绵密，用象征或讽喻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对当时政治气候的不满，表现的是他性格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面。如《当铺颂》，表面上在称赞当铺给人们的种种便利，实际是发泄自己当时处于半失业状态，靠典当家私维持家庭生活的愤懑，是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谴责。借“颂赞”当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替天下像自己一样的穷人鸣不平。再如《春雷》，用“愁云苦雨”、“几几乎乎不见天日”、“叫人郁闷得喘不过气来”的天候来象征当时台湾令人恐怖窒息的社会政治气候，用春雷来象征作者期待的社会变革，用晴天和阳光来象征作者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文章立意构思都很巧妙，文字优美，看似平易而实蕴深意。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四节 父子深情
在社会上，张我军是台湾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新道德的急先锋；在家庭中，张我军却是集新旧道德于一身的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们的好父亲。张我军自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少年时就用自己的勤苦、好学和聪颖智慧为自己打造了一片小小的天地，成了为父母争气的好儿子。他事母至孝。1922年父亲去世以后，当时尚在厦门担任银行职员的张我军，就把母亲从台湾接来同住。银行解散以后，迫于无奈，他将母亲送回台湾。此后，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大陆求学，除了在《台湾民报》工作的一年多以外，一直未能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孤单一人生活在台湾的母亲。1929年，张我军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总算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一有保证，张我军就把母亲从台湾接来，一家三代在北京团聚，让母亲享受了天伦之乐。与妻子罗心乡的富于浪漫传奇色彩的“乱都之恋”，可以说是实践五四新思想、新道德的楷模。更难能可贵的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终生不渝，一直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对儿子们来说，张我军是一个慈爱开明的父亲。在《关于岛崎藤村》一文中，他介绍了岛崎藤村描写自己与四个子女的生活情况的《岚》并说明了他翻译这篇作品的“特殊原因”：“我个人对于藤村先生的一生，最佩服的一件事是‘做父亲的岛崎藤村’。人世有所谓‘慈母’，却很少见所谓‘慈父’者；然而我们试读本篇，到处可以发见‘慈父藤村’的面目活现着。我读了本篇，不知有多少次感触于‘慈父’之心而为之暗洒热泪哩！老实说，我对于自己的孩子的教育，受教于先生本篇的地方着实不少。……我深信读了本篇的人，为人父母者可以知道怎样疼爱他（或她）的子女，为人子女者可以怎样敬爱他（或她）的父母。”张我军：《关于岛崎藤村》，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83页。其实张我军正是一个像岛崎藤村式的“慈父”。他对孩子的教育是浸润着父爱的关怀、理解与支持。他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勤奋好学的奋斗精神及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疾恶如仇的是非分明的做人准则，这一切优秀的品质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在塑造着儿子们的“正直诚朴”的品格和好学向上的奋斗精神，使他们日后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取得骄人的成绩。
大儿子张光正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反日的民族情感。早在1942年，在沦陷的北京的志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十六岁的张光正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斯大林传）、高尔基的《母亲》、《瞿秋白文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鲁迅杂文等进步书籍，迫切地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1943年暑假中，他联合同学瞿家明、罗江一成立了“拓荒垦殖组”的秘密抗日组织，以社会主义为理想，以反抗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为目标，在同学中宣传抗日，并终于和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组织取得联系，于1945年3月秘密离开北京辗转到了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县田子口村参加了八路军并改名何标。三个多月后，张光正被派回北京向父亲讲明了自己的真实去向及三个多月的经历，介绍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并向父亲转达了晋察冀边区政府邀请张我军到敌后根据地参观的意向。当得知张光正参加了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后，张我军对儿子的选择表示了一个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并当即毫不迟疑地同意前往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只是日本很快无条件投降了，由于时势的变动这次参观未能成行。张光正由党组织安排考入当时设在昌平县清河镇的日伪“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去从事瓦解日伪军的工作，由于环境不适和待遇菲薄，入学不久即全身感染疥疮，既无有效治疗，还要坚持出操。当时亲友同学不知内情，都不理解或反对他去考伪军校，只有父亲张我军了解其中的内情但又不能和别人解释和说明。他多次骑自行车赶几十里路到学校来看儿子，给他带来药品和食品，虽然心疼儿子，但了解儿子所做工作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劝儿子离开自己的岗位，只是用关爱来默默地表达着对儿子坚持抗日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鼓励。
日本投降后，伪军校被国民党第十一战区“接收”移驻保定。张光正征得组织同意后，离开保定经北平辗转至张家口找到自己所属部队。随所部转战华北战场，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后南下参加了解放舟山及沿海岛屿的作战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解放后在北京工作。虽然“文革”的特殊时期曾因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下放“五七干校”，但林彪事件后，他所在的“五七干校”被撤销，得以重返北京工作。新时期后，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封闭了近三十年的大门，他终于和在美国的母亲和弟弟们取得了联系，一家人得以团聚。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其编著的《张我军全集》、《近观张我军》、《番薯藤系两岸情》等书，是研究张我军及台湾文学的珍贵资料，为增进两岸人民的了解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应时代的召唤，张光正1945年十九岁时就离开家参加了抗日军队，此后虽然又和父亲见过几次面，但再也没机会像以前一样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由于时代的变动，这年他骑车送父亲到南安河村去见八路军干部甄华，从此一别，父子竟天各一方，未能再见。张光正一生都在感念着父亲对他的关爱、理解和支持。他在《悲、欢、离、聚话我家》中记述说：“同父亲最后的分别，是1945年11月9日的早上，我骑车陪他去到西单路口，向他指出将骑车在前面引导他去南安河村的那个交通员，并嘱他一路小心，就目送他骑车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想到这竟是对他的最后一瞥了。从此，我随清河军校开赴保定，父亲从南安河回来不久就独自回到家乡台湾，彼此再无见面机会。对父亲，我还有很多很多话要向他叙说，也有很多很多问题要向他请教，但这种交流的机会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后来只好努力搜寻他的遗著，从中探求他的思想脉络和求得待解的答案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不能再与父亲相见的憾恨和对父亲的敬重感念之情。
次子张光直，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他天资聪颖，从小就继承了父亲好学深思的个性。小学就读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后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直到1946年高中二年级时离开北京随父母回家乡台湾。回台湾后，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台北，在台湾大学组建考古人类学系。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人类学界的精英荟萃于此。于是张光直考入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4年从台大毕业。1955年考取留美奖学金出国深造，如愿到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77年回母校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并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1年至1984年兼任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