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曛�1984年兼任人类学系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并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94年至1996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获华人考古学者最高荣誉——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一生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青铜时代》、《商文明》、《古代中国考古学》、《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再思》、《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番薯人的故事》等。在中国青铜时代、商王庙号、青铜纹饰、台湾史前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盛誉。张光直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与其父亲对他的影响、关爱、理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并且他对人类考古学的最初兴趣就是由父亲张我军启发的。他自己曾说：“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书房睡觉，我们周围有许多书刊。我读了父亲的许多藏书，其中的这本书指张我军翻译的日本学者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迷住了我，使我深深地被考古学吸引住了。”张光正：《别离、重逢到永诀——痛悼二弟张光直先生》，见何标编《番薯藤系两岸情》，台海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1页。关于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一书，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已经有过介绍。这本深入浅出的科学读本确实对张光直先生起了启蒙的作用，书里面有关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去台湾后他继续读了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在书中，裴先生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1949年在“四六”事件中被捕，其牢狱经历也促使他想要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些也都是他最终选择人类考古学专业的重要原因。另外，父亲张我军是一个慈爱而负责的家长，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把家庭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而想方设法为家人和孩子创造较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当时一家人回台湾后，张我军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因生活的艰难而让张光直辍学帮忙养家糊口，而是自己咬紧牙关支持儿子报考大学直至赴美留学。张光直逝世后，夫人李卉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张光直一直保存在身边的父亲写给他的十一封家信及临终时的遗嘱，可见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及他对父亲的感情。在这些信和遗嘱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深的爱。这十一封信是1954年3月22日至1955年7月28日，张光直在台中及凤山接受军训时父亲写给他的。信中自然多是对儿子生活上的嘱咐和关心，随时把家里的一切告诉儿子叫他放心，但更为关心儿子的身体：“你在那里的一切，我们都放心，你的为人我也没有可担心的事，所以我不想嘱咐你什么。只有关于健康一事，必须特别注意，有病须尽早看医生，不可过分忍耐。当然，最好是小心不要生病。”“你功课虽忙，但忙的是筋骨而不是脑子，对身体是有益的。你只须记住‘休息’两个字，忙但必须尽量休息。我切望你能在这一年的锻炼中，以充足的休息配合激烈的运动，炼成一个顽健的身体作为一生事业的资本。你无须为家信而花费太多的时间，一星期有一封也就够了。”“家中事，我尚有力支撑，你大可放心。”特别对张光直考选留美一事，可谓关心备至：“李氏基金奖学金考选留美学生事，今日由台大在《中央日报》刊登通告，兹将通告剪下封入寄去，你可赶办请假手续以便应考勿误。应准备之物（如相片等）亦须预为备妥，并应注意报名考试时间。”“昨夜寄去一信，内有‘李氏基金’考选学生通告广告一份，因未挂号，妈不放心又剪了一份叫我再寄去。兹再封入寄去，收到后立刻回信，以安父母之心。”“今日接到教育部留学考试录取通告，已令光诚抄一份同封寄去。其中最要紧的是必须于十九日（应该是星期二，但原通知作星期一）检查身体。还有限于十八日缴交军训完毕证件，此事与你不知有无关系？……教育部通知不敢寄去，一是怕失落，二是不知你已否返回凤山军校，因为检查身体时必须携带此通知前往，故留在家里比较妥当。万一请假必需（须）教育部原通知时，可立刻叫电话（台北四二九六二）回家，我当尽速亲自送去……”在逝世前一个月，拖着沉重的病体给已去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写信说：“我所切望于你的，是学业进步，人格完成，你须专心做去，家庭的事无须你操心。”在遗嘱中专门嘱咐：“光直，决不许回国奔丧，须待学成。”一颗父亲的拳拳的爱子之心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正是张我军的道德人格和他的无私的父爱，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人格健全，各自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做出不俗的成就。张光诚台湾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赴美考入COOPER
UNION美术专科学院深造，后定居纽约；张光朴台湾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赴加拿大UNIVERSITY OF GRALPH读博士学位，后定居芝加哥。二人也都学有所成。
张我军，这个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日语教授和翻译家，他不仅在文学和翻译领域获得了成功，而且把四个儿子都培养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材，这也是他的一大成功吧。
第八章 桑梓情深
第五节 哲人逝矣
苏芗雨先生是张我军的好友，他用欧阳修的“一生勤苦书万卷，万事消磨酒十分”来形容张我军的生活，可谓至当之言。苏芗雨：《怀念张我军先生》，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页。张我军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勤苦读书拼搏，读完大学并逐步成为知名教授。在北京的有段时间，他几乎是靠卖稿来维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他又是一个做事极谨严认真而又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自己不懂得，他不翻译，不认为好的，不翻译。因为在他看来，把不懂的，不好的书，翻译出来骗钱，还不如去做劣绅，不如去做讼棍呢！就是以这样严格认真的标准，张我军翻译和编撰的仅著作就有二十多部，其勤其苦可想而知。张我军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改造社会人生为自己志向的人。二十二岁就当仁不让地举起了台湾文学革命的大旗，成为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之后，为谋求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求学、而办刊、而著文呼吁。台湾光复后，满怀喜悦和兴奋之情回到故乡，希望一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台湾在挣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后，却并未马上变成天朗日丽，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台湾的政治形势日益严重，特务猖獗，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而且这种政治灾祸竟然直接降临到张我军的家里。1949年4月，二儿子张光直因“涉共嫌疑”，于“四六”事件中，被台北“警备司令部情报处”从家中逮捕。在这种“云锁雨打”的政治气候下，张我军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到台湾茶叶同业公会和省合作金库这样的实业界去做一些事物性的工作。表面看来，他童心未泯，乐观、风趣、豪爽，实际上，他内心的郁闷和愁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酒就成了他最好的消愁解闷的伙伴。他的老友张深切说：“他一生怀才不遇，在郁屈的生活里，他只利用酒来替他解愁，正如我军夫人所说：‘他每天都在喝毒药，这毒药每天都在侵袭他的五脏六腑，终于变成不治之症。这于夫人看来，也许是这样，于我们看来，却别有不同的感想。”总之，多年来的积劳和现实的郁闷及酒精的侵袭，终于使张我军那原本健壮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下去了。1955年8月间，张我军感到身体不适，但仍然坚持到省合作金库上班，当时他任合作金库研究室主任并主编金库的机关刊物《合作界》。9月间病情加重，于是请假休养。本来已定于9月下旬去美国留学的张光直，因父亲的病而对美国之行踌躇不决。张我军为安定家人，咬牙坚持，装出毫无痛苦的样子。劝慰勉励张光直按原计划如期去了美国。10月间，身体渐感不支，自己预感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即在“孔诞之日”（农历九月二十七，阳历10月初旬至中旬间）写下遗嘱：“一、余若万一时，须火葬，仪式愈简愈佳。二、光直，决不许回国奔丧，须待学成。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