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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业男哉苎г蛭�1。唯生殖目的论，只为了生殖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原则客观上贬斥了一切与感官快乐或精神融合有关的性活动。2。贬斥爱情，不仅爱情不可以带来性，而且性也不可以产生爱，所谓“床上夫妻床下客”。3。婚姻绝对主宰性，涉及性别角色，儒家的原则是“女为男用”。潘绥铭怀疑，儒道两家在性哲学上同源同质，因为他们都相信女人的性能力不仅远远超过男人，而且根本是无限的。潘绥铭在此文中，认为，较为稳定的性社会模式一直好好延续到明朝后期，曾突然爆发出一场性革命，它有四大表现，每一个都比西方性革命早三百年左右。这四大表现为：1。在短短一百年中，写作、出版、发行了大量性小说，且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至少有50种以上。其中直接描写性行为的文字至少在20万字以上。2。春宫画和秘戏图蜂拥上市。3。性工具和性药品极大丰富。4。同性间的性活动得到充分的文图表现。明末清初出了一本叫做《弁而钗》的小说，是世界史上第一部、二十世纪前唯一一部专写男同性恋的成本小说。这场性革命高举的是性的快乐至上主义的旗帜，这恰恰是儒道佛三家着力和合力反对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潘绥铭认为，除去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皇室官僚的淫风及上行下效，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说词，恐怕是儒道都信、佛家也敬上三分的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性哲学理论——阴阳之说，在明后期面临着寿终正寝，当时的性革命如再有外在的、物质的力量一推，也许就会成功了。没想到，外力是满清入主中原，从康熙到乾隆，来了一场空前彻底的“扫黄”，“食色性也”的处世哲学终于变成了“万恶淫为首”，此时，中国性的精神禁欲主义终于确立，而且几乎与西方清教同时。至民国年代，是国粹与西学的一场性文化的大混战。潘绥铭认为，在这次大混战中，任何一方都是腹背受敌，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基本主张中庸起来并清除冒进者，如国粹派反西学，但又无法再回到早期儒道之学，用阴阳之说来否认西学带来的基本生殖知识，只好跟着潮流，把做爱之事也叫做“性”，把男人传宗接代之物也称为“精”子。西化派则反传统再激烈，也没敢提性文艺和房中术，他们的定位不过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而已。在当时，只是“筛选输入”，外边的性知识和性主张，首先是被胸有国情的知识分子取舍后，才传入中国，官方审查反在其后。而且大多数知识分子比当局尺度还要严一些。潘绥铭认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政治斗争压倒了一切，但在性问题上，政治分野倒不那么明晰，二十世纪中叶，确立了现代“性文明”。
新时期文学史分期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花城》发表王宁的文章《“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其中对新时期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6年至1978年，即“前新时期”。这是步入新时期的初始阶段，“文革”色彩依然很浓，话语体系仍是“文革”文本脱胎而来。这一阶段，继承和断裂的成分基本并重。从世界文学宏观背景看，中国文学首先经历的是对现实主义的补课，在理论批评方面，表现为对中外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的批判性继承和为现实主义正名。接踵而来，将现实主义规定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主导方向，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第二阶段为1979至1989年，即“盛新时期”。这一阶段的文学虽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曾一度从属于政治和受制于政治权威、意识形态的力量，但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独立品格。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代码主要是以现代性为主旨。这一阶段文学的主流是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自1985年以后，随着先锋小说（或新潮小说）的异军突起，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显然已受到挑战，文坛已不时可听到反叛新时期文学主流的声音，可读到不同的叙述话语和文化代码。再加之文学以外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的波及，高科技的渗入，信息时代的知识氛围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均为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创造了适度的条件。第三阶段，为1990年至今，即“后新时期”，王宁强调，“后新时期”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专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的文化概念。“后新时期”是伴随着“盛新时期”的终结而来的，但从文学自身的运作轨迹及文学文体内部的代码更替来看，它则是与新时期逆向相悖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主旨的挑战，这种挑战性和悖离性具体表现为：1。先锋文学的激进实验构成了对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有力挑战；2。新写实文学的滥觞和持续实际上既是对先锋文学激进实验之反拨，同时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的扬弃和超越，对一种世纪末“平民意识”的弘扬和向读者大众的妥协；3。商业大潮的冲击使文学创作进入了既不能屈服于商业经济大潮冲击而摒弃文学创作，又必须在保持纯文学独立品格之同时适应新的经济文化氛围的两难。王宁认为，在这“后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声部的、没有主流的时代，颇像巴赫金所描绘的那个“狂欢节”的时代。它一方面是对已过去的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新世纪到来之前的过渡和中介。过渡和中介的任务一旦完成，就要为另一时期的文学风尚所取代。
透视苏童
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武汉晚报》发表由《武汉晚报》编辑袁毅组织的昌切（文学博士）、樊星（青年批评家）和刘继明（青年作家）的对话《透视苏童》。袁毅引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胡河清的说法，认为先锋派走红的作家中，余华是神猴，格非是蛇精，苏童是灵龟。昌切认为苏童的作品按时序，可分成三个系列，“枫杨树系列”是最早出现的系列，枫杨树象征苏童的精神故园，是一种同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诗意化了的童话乐园。这个系列在精神指向上接近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第二个系列姑且称作“寓言系列”，如《已婚男人杨泊》、《吹手向西》。这个系列其实已被寓言化，同上一系列比，精神意蕴游移不定，作者的价值观摇来摆去，不易把握。最后是“文本改写系列”，也就是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即在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中，生发性拆解和拼合原有历史文本，并在拼合文本中解构原有文学母题，如《红粉》、《妻妾成群》和《私人照相馆》。昌切认为，苏童九十年代转向商业化写作，是因为写作成为了一种惯性，于是丧失了先锋性。刘继明认为，先锋派、新写实和新历史都视苏童为同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认为，苏童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先锋作家，苏童在技术方面不如马原与格非，在观念方面不如残雪，在语言方面不如孙甘露。但苏童是个天分极好的作家，他有优秀的生活感受力与艺术想象力，他的优秀作品富有弹性、张力，灵气飞扬。他的创作动力是回忆和想象，他的写作是在回忆中想象，在想象中回忆。他的寓言化写作，使他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空间。刘继明认为，苏童已为包括批判家在内的读者留下了一个解说不尽的文学之谜，苏童后来滑向惯性写作，所谓超前、反叛性和革命性便不复存在。
海派：源流与特征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高惠珠的《海派：源流与特征》。高惠珠以详尽的资料考查了海派的源、流。海派源于海运与开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人口仅二十七万，杭州已为一百万，苏州、南京、宁波为五十万。“海禁”解除，贸易放开后，上海成为最大的口岸门户。上海传统文化据梁启超说法，属中国三大主要地区文明中的长江文系，按林语堂描写，“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喝燕窝汤，吃莲子。”“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加上“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这样的传统加之西方文明的侵染，在“三界（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二方”的特殊格局，外国侨民与各省移民“五方杂处”的交往和沟通中，孕育起了特殊的市民文化现象，高惠珠认为，上海的市民阶层，是在经济畸形繁荣的背后形成的。一九三二年，上海华界一百五十七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