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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读书》
湖北竹溪中峰学校 马佾/刘亚斐
艺术需要同情
读李增茂先生“深感不能苟同”艺术与伦理对峙的短文（《不能一厢情愿》，《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七期）后，虽没有亦“深感不能苟同”，终觉胸中不畅，顾城事件以来积聚于心中的一些浅见便想一吐为快。
顾城杀妻自戕无疑构成一种社会现实行为，关涉法律和伦理道德，但它同时也应该是一种艺术行为。其美学意义在于它可以当之无愧地归于“诗人自杀事件”一类。关于诗人自杀的微言大义，刘小枫先生曾有广博的论述，在此不多赘述，只指出一点，顾城事件并不仅仅因其具有杀人的因素而从本质上赋予自身以反伦理道德性，“在现实意义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纯粹的自杀都会不同程度地伤害到他人和社会，都是反社会、反伦理道德的。艺术是人类对抗社会异化的一种努力方式，根源于人类对祖先原始天人合一、物我无分情境的眷恋。艺术以“我”拥抱世界（或谓“我”被世界拥抱）为终极目的，只关注自我的充分实现，它是个体化的，也是自私的。艺术关注自我，追求自由；伦理关注集体，追求秩序。二者不仅属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从本质上讲是尖锐对立的。艺术与伦理的对峙诠释着人生的悖论。我无意在道德法庭上为顾城事件开脱，只是我们在审判、鞭挞的同时，能不能更多一些同情，为艺术的美丽、悲壮与人生的无奈。
说《读书》
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 齐伟
“说《读书》”栏稿约
一、字数在一千上下，过长本刊将作删削。
二、标题由本刊拟定，或作修改。
三、作者名前，尽可能写上工作单位。
四、来稿不用，将视情况转原文作者参考，不退还给来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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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第10期；总第199期 … 文事近录
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中国研究》发表李慎之的文章《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李慎之介绍，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亚洲价值的概念，引发出的亚洲价值还是全球价值的争论，代表着全世界的现代化已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亚洲价值的涵义是：1。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2。亚洲人的价值标准实际优越于西方的价值；3。今后人类价值观应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对亚洲价值阐释得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则：1。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2。国之本在家；3。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5。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李慎之具体介绍了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李光耀和站在李光耀对立面的韩国金大中、金泳三关于全球价值的不同观点。李光耀认为，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与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义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金大中却指斥怀疑西方民主的都是威权主义的亚洲领导人。他认为东西文化虽有差异，但光凭文化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自开始工业化以来，以家庭为本位的亚洲社会已大大转向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金大中认为，道德崩溃不是由于西方文化固有的弱点，而是工业化的结果。新加坡取得的政绩是由于政府对人民管教极严，救治工业化社会积弊，不应靠警察国家的严刑峻法，而应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扬精神价值。金泳三则把全球价值的概念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他提出，为迎接二十一世纪，要把全球化推广到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教育、文化、体育与一切其他领域。在介绍了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的争论之后，李慎之认为，这种争论，实际体现了一种互动——各民族在向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价值标准越来越要求趋同的互动。全球化把人的眼界扩大了，使他超出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邻国，但全球化也使人的眼光达到了一个边界。不论是亚洲价值、全球价值，在二十世纪末提出来，都是反映了人类一方面还要向前走下去，一方面又要求纠正（有的是要防止）已经暴露得如此明显的现代化的弊害。李慎之认为，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分化已十分深刻，要找到共同点谈何容易，但我们毕竟已走到了一个应当酝酿产生有实际效力的全球价值标准的前夕。这是一个呼唤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与教育家的时代。
文学功能与精神支柱
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中国研究》发表旅加自由撰稿人丁果对王蒙的采访《四十年风雨之路》。在回答丁果“您是愿意被当作一个政治化人物来对待，还是愿意被纯粹当做一个作家？”的提问时，王蒙认为，中国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泛政治化，不管搞文学的，拍电影的，甚至外国人给一个奖，都被认为与政治有关，因而掩盖了作品的真正好坏。产生这种毛病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急剧的政治变动，使人们习惯一切都从政治观点来看。从长期来论，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社会越正常、越健康，人们就会对各行各业的分工明确起来，文学就是文学，电影就是电影。有的电影政治性很强，有的就是娱乐而已。针对丁果“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大变化就是从泛政治化走向世俗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有时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看法，王蒙表示，他比较倾向世俗化，包括通俗读物、通俗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较自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文化更健康、多元化的发展。王蒙认为，如果现在文学的地位，真已由中心向边缘移动，也没有什么可悲痛的，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中，往往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吓人的地位，过度强调文学作品的功能。如果文学边缘一点，也就是承认文学本身本不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不能左右经济建设的成败，文学提供给人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与营养。如果这个国家有许多好的文学作品，使人们从中得到道德上、审美上、知识上的好处，那表示作家已做到他最好的事了，而不是把救国的大任放在文学身上。如果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文学作品的愉悦、调节生活的功能就会凸现出来，针对丁果“一个民族到底还需要不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中华民族需要的精神支柱在哪里”的提问，王蒙认为，自鸦片战争后近百年来，中国一方面是传统的体制在解体，一方面是大家争着把最新、最进步或最管用的思潮拿到中国来实验。事实上从中国本身来说也有好几种系统，比如历代儒家的系统，儒道互补的系统，中国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等，及五四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基督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体系，由农民革命而来的“延安精神”等价值体系。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体系打得一塌糊涂，拼命宣布别人都是魔鬼，先是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接着批判苏联那一套，接着也宣布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全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精神上能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越来越少。而一个价值体系本身内部又互相斗来斗去。沿这条路互相批判、斗争，只能使精神上越来越荒芜，最后变成精神废墟。王蒙认为，现在应寻求一个契合点，在这个契合点上，不应该拒绝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不应该拒绝“延安精神”中对干部廉洁自律、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价值观，也不应拒绝国际共产主义中对社会公正的理想，对最下层人民利益的维护，不应拒绝世界所公认的文明社会应有的准则如民主、法治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创造性转化。
性文化史
一九九五年第四期《东方》开始发表潘绥铭的《性文化：怎样走到今天的》。潘绥铭认为，在中国整个文化史上，其实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肉体的禁欲主义，早期道家文化体系不仅不禁欲。儒家的理想和社会实践，则是把性放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内。儒家的性哲学原则为：1。唯生殖目的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