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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目前“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如此薄弱而价值领域如此稀少，同近百年来儒家传统在中华大地时运乖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并不坚持唯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我前面已提到“文化中国”据理应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本文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一书后记，标题为本刊所拟。《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收入作者一九八八年在台北所作讲演的纪录，即将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①希尔斯已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过世。在《纽约时报》的报导中，他被称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爱森斯达是希伯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合聘的教授。史鲁克特是哈伯玛斯的“亲密战友”，曾主持韦伯研究计划十多年，目前在海德堡及柏克莱两校任教。柏格是波士顿大学讲座教授，曾任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有“社会学先生”的美称。
杜维明
何谓“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
“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t dieser Erde”），荷尔德林这句诗因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在学术界广为流传。怎样理解这句话？海德格尔在他的《文集》中有集中的论述；我过去把“人诗意地存在”与“人思想地存在”对应起来讲，说“诗意地存在着”为“现实地存在着”的意思，在理解上有些帮助，但总觉得还不够透彻，今试再加研讨，看看能否弄得更加清楚些。
“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说得是何等浪漫，何等美好！可是世上又有如此多的辛酸苦难，残酷斗争，何尝有多少“诗意”？所以，我思考的重点先不集中在“大地”上，也不着重分析“居住”——这是海德格尔那篇文章的侧重点，他自有他的独到之处；我的重点放在“诗意”上。我觉得，在哲学家读起来，荷尔德林这句诗中的“诗意地”并不带有很多浪漫的情调，却有很重的形而上学的意味。“诗意地”涉及到对哲学的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即“诗意”在哲学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我最近在做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注意到他的知识三分法虽然为大家所熟知，但他本人以及研究他的一些古典学者往往只满足于指出这个事实，进一步的探讨却嫌不够。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025，b）中说，知识（智慧）分“实践的”（практιк，practical），“理论的”（θεωρηтιк，theoretical）和“制作的”（πoιηтιк，productive），可是他的研究重点似乎集中在“理论的”；在“实践的”方面，他有“道德、伦理规范学”，在“制作的”方面，他有讲悲剧、喜剧的“诗学”，而在这两方面他的工作侧重在经验科学性方面，较少地在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的层次。
哲学后来的发展，似乎把亚里士多德这个三分法忘掉了，常说的是“实践的”和“理论的”二分法。“πoιηтιк”这个度，被遗忘了，或者至少被忽视了。
πoιηтιк来源于动词πoιω，意思是制作、去做……，古典学者们将πoιηтιк英译成productive，以示区别于狭义的、指一种文学品类的“诗”（poem）、“诗（意）的”（poetical），自有其道理，但显得过于机械，缺乏活力，缺乏“诗意”。
πoιηтιк被遗忘，被忽略，被冷淡，说明人们对这个“度”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哲学作为一门学问，长期执着于理论的，概念和“逻辑”是“哲学”的“家”。
哲学可以“居住”在“概念”、“理论”里，但活生生的人必定要“居住”在“大地”上；人不能仅仅“哲学地”居住在“大地”上，也不能仅仅“物质”地存留在“大地”上。“大地”养育着“人”，但“大地”也养育着犬、马、牛、羊，“大地”养育着“万物”；不过只有人才“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诗意”、“居住”、“大地”对人说来，缺一不可，“诗意”是“劳作”，“居住”为“栖息”，“大地”是人“劳作”和“栖息”的“处所”，“大地”是人“作”、“息”之“所”，是人“安身立命”的地方。“劳绩”使人“立命”，“栖息”使人“安身”，二者皆离不开“大地”。
海德格尔对诗句中的“居住”（Wohnet）有很详细的阐发，但人的“居住”本身也是一种“劳作”——“建筑”。
动物也“劳作”，“营造”自己的栖息地；但动物的“劳作”是“自然”的一个部分，“鸟入林”、“鸡上窝”只是变换自然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林中鸟，安睡在自己营造的巢里，仍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则有另一番意义。
人“营造”“居室”，不仅仅在“营造”自然，同时也在“营造”自己。人回到“居处”——“家”，就是回到了自己。日出而作，人似乎与“自然”打交道——改造自然；日落而归，人似乎“归”于自己。这确是一种“异化”，人在“劳作”中似乎不是自己，而在“栖息”时反倒似乎是自己，鸟儿无论动、静，都是自然，因而它没有自己。
可见，海德格尔重视阐述“居处”的意义，确有他的见地。我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
“居处”把人与自然“分隔”了开来，“居处”使人自由。这倒不是说，人回到家里可以放纵地为所欲为，而是说，“居处”培养了人的一种特殊的态度：自由地对待自然的态度。
“居处”把人与自然“分隔”开来，不是“隔绝”开来，不是把人“封闭”开来，而是使人与自然拉开了距离，使人与自然有了“间（隔）”，而不是“浑然一体”。“居处”中的人与自然仍然息息相关，但这种关系既不是“实用（践）的”，也不是“理论的”（概念的），而是“自由的”。
“居处”有“顶”，有“墙”，为避风雨，为防日晒，为遮冬雪；但“居处”有“窗”，近观门前桃柳，陌上桑榆，远眺隐隐青山和天际的白云，时常见到的或是落日之晚霞。自然不仅仅是我的物质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向自然要吃、要喝，为此而辛勤劳动；我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我不受风雪之扰，挑灯夜读，和弦而歌……的确，我与自然“同在”！你是“在”，我也是“在”；我是“在”，你也是“在”。我和自然都“自在”。“自在”即“自由”，“自由自在”。
“居处”“保护”了人，也“保护”了自然；人“暂时地”不再向自然“索取”什么，让自然“自在”，这岂不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存在”（Sein…lassen），而“让——存在”，正是“自由”。人对自然取“自由”的态度，人“让”自然“自由”。“自由”即“自在”。
人“让”自然“自在”，自然就向人显示出另一种“意义”。门前桃树，院中梨花，原为“果实”对人有意义——可以食用，而且有美味；但“食用”乃在“消灭”它，我们至今还常说“要把这桌上的菜消灭掉”，至少是“改变”它，改变其存在形态——总之使它不“自在”。如今“让”其“自在”，不采撷它，不吃它，甚至不碰它，它对我则是另一番景象。这种景象，正是那“诗的境界”。
“诗的境界”是“自由的境界”，是“自在的境界。”
然而，这样说，是不是“自由”、“自在”的境界是“不劳作”的境界？的确，像“诗”这样的文学，似乎应是与有闲阶级的兴起大有关系的，有了这个阶级，“诗”才作为一种高雅文学成熟、发展起来。希腊人也是这样说的，叫作“悠闲出智慧”。
然而，Пοιω原是“劳作”、“制作”的意思，这也是希腊人的意思。于是，我们又回到前面说的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
“制作的”不是“理论的”，而且也不是“实用（践）的”，是三个度，不是两个度。“理论”讲“概念”、“逻辑”的必然性，“实用（践）”讲物质欲求的必然性——顺便说起，“必然性”这个词在西文（英文necessary，德文notw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