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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陆的知识精英，由于长期深陷古今中西之争的论说，而且厚今薄古崇西贬中的心态已根深柢固，把儒家传统藐视为封建遗毒早已蔚然成风。一九八五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儒家哲学”课程，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介绍儒家，也在人民、北京师范、南开、复旦、华东师范、华南师范、兰州等大学和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提出有关儒家现代意义的学术报告，并通过会议，讲座和讨论的方式把儒家论说提上文化议程。虽然在公开场面，我的儒家话语受到各种责难，但是面对面的沟通（或是对话，或是小型会谈，或是沙龙）确给我带来信念和喜悦：儒学已从门可罗雀的淡薄逐渐获得一阳来复的生机。（参考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一九八八）
不过，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港台学人（包括认同“新儒家”的道友）对大陆学术、知识和文化界一九七九年以来风起云涌的盛况不仅懵然无知而且缺乏最低的好奇和起码的兴趣。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三日，我协助东亚哲学研究所，在新加坡的滨华饭店举办了一个以“儒学发展的问题和前景”为主题的研讨会。从大陆来参加的有萧父（武汉）、庞朴（社科院）、汤一介（北大）、朱维铮（复旦）、方克立（南开）、余敦康（南京）、孙长江（科技报）、金观涛（甘一世纪）、陈来（北大）、甘阳（文化：中国与世界）、包遵信（社科院）、王守常（北大）、金春峰（人民出版社）和吴光（浙江社科院），台湾方面邀得张亨（台大）、戴琏璋（师大）、蔡仁厚（东海）、沈清松（政大）、韦政通（中国论坛）、梅广（清华）和傅佩荣（台大）；香港出席的有劳思光（中大）、刘述先（中大）、唐端正（中大）和赵令扬（港大）；北美远道而来的有余英时（普林斯顿）、张灏（俄亥奥）、林毓生（威士康辛）、秦家懿（多伦多）和傅伟勋（天普）；新加坡当地的有吴德耀、刘蕙霞、林徐典、苏新鋈、郭振羽、梁元生、李焯然和刘国强等。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极为投机，显示儒学确已进入一阳来复的阶段（论文集《儒学发展的前景》〔暂定〕已由台湾正中书局发排）。会议期间，我获得方克立的同意把大陆“七五规划”（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唯一的哲学项目——新儒家研究的资料影印分发并组织会外座谈把情况介绍给台港学人。当时我即深深地感到香港的新亚，台湾的东海、辅仁和台大都培养了好几代从事儒学研究的人才，但今天在台港竟没有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儒学研究中心。新加坡刚成立不久的东亚哲学研究所竟暂时成为海外儒学研究的阵地。将来真能持之以恒的儒家学术道场恐怕只有指望大陆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三届新儒家国际会议已颇显示这一发展趋势的迹象。）
四、探讨儒学研究对欧美知识界可能提供思想挑战的线索。二十多年来我虽对这一课题密切关注，但总觉精力有限而且认识到即使采取退而结网的平实策略，也绝不可我行我素，因为单干不济事。文化工作必须众志成城才能打下基础，不能靠一枝独秀来达到转世的功效。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的创导者像伏尔泰、季耐（Francois 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和莱布尼兹，都是敬重儒家传统的先知。姑且不问，儒家的圣贤如孔孟在法、英、意、德诸国哲学家心目中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为西欧知识界提供自反的借镜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十九世纪欧洲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的剧变、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政治制度的彻底更新，为哲学界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局面。黑格尔晚年的历史哲学，以全球的宏观视野，把东方思想规约为人类文明的曙光而判定世界精神已体现西方，并武断地申称人类文明的日落伴随着历史的终结势必归宿西欧，特别是普鲁士的德国。这套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逐渐成为欧洲中心论的理据；在马克斯·韦伯乃至哈贝玛斯的论著中已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不过，这一偏颇的观点虽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西化知识分子所深信不移，在现代西方则常受严厉的批判。尼采对基督教文化的排拒，对希腊哲学的向往，并且彻底解构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即是突出的例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梁启超和张君劢曾因亲睹现代西方文明的弊病而提出国人自救的新途径；创办《学衡》的一批学者，受到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感召，想结合中西人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精神资源；第一代新儒家如贺麟、梁漱溟和冯友兰，或借助理想主义，或涉猎社会思潮，或嫁接新实在论，都致力于为儒家传统创造再生的机缘。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虽脱胎于中土佛学的法相宗但也曾参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可是，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中极端而浮泛的科学主义终于凌驾各种西方思潮而成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标志。
马列主义能在中华大地独领风骚固然和反帝反霸的民族自救有密切关系，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启蒙的科学、物质、功利、现实及进步观念所铸模而成的工具理性变为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了。马列主义强调科学性、物质性、功利性、现实性及进步性正是要说明辩证唯物论是人类思维水平的高峰；掌握了这种现代西方文明中最精致的方法当然在思想斗争上可以拥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优势。殊不知，一戴上从黑格尔以来欧洲中心色彩即极为浓郁的眼镜，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明，乃至人类从新石器以来点滴凝聚的一切智慧都顿然成为糟粕，弃之唯恐不够彻底，更无庸细述保存或弘扬了。
要想从价值根源处寻求扭转此一状况的途径，我们必须深沉反思代表现代西方精神的启蒙心态并从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论据的来龙去脉。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
五、儒学若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它不仅是中国的和东亚的，也应该是世界的精神资源。但，面向二十一世纪，儒家传统不会也不必唯我独尊。因此我们应效法荀子以“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的平正胸襟和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进行互惠互利的对话、沟通。
第一次儒—耶对话的国际会议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在香港新亚书院的祖尧堂举行，成绩甚佳。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九一年夏天在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