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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投人好， 是牛马奴妾之不若， 而谓郁文为之乎 ？！ （1917年3月7日《日记》）他还说过：“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侯……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而且，他这次改读的第一部丙类，原设有德语法律科、政治科、德语文科等科别，他转入的是专修德语法律的班，却不入德语文科班。他在遗状中说“改习文学理财”，当然，法律专修班，可以包括理财，而文学只能选修或自修的了。
长兄事后得知他又改读一部当然很生气，确实责备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作者最怕的是“不欲以弟视予”，最恨的是“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予为之助”，不再汇钱给他，使他不能多买文学书。少年气盛，最易冲动，有时就恨得“口诛笔伐”。《沉沦》里描写的“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就是这种“不共戴天”时的气概。有时实在穷不过，他又偷偷地向长嫂陈碧岑夫人诉苦告饶，长嫂总能偷偷地接济他。长兄疑其无行是担心他把钱花到“销金之窟”去了。二、三年后逐渐了解了他的消息、生活情况，曼陀自己本来就爱好文学，不过不希望把文学作正业，做空头文学家，既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这场龃龉也就以和好如初而告终。至今有人以为如果作者没有这场抗争改读，日后就没有著名作家的成就。若以此而论是非得失，则两者未必存在直接因果。与作者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都是在日本医科毕业后成为文学大师的。而且作者改读后的专业，对日后的成就来说，与读医，相差亦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改读后确实使他更方便于把“功课丢开”，专读软文学作品。这与郭沫若异曲同工，各人自有其不同的成功之路罢了。一九八五年还出现过一部由《沉沦》改变的电视剧，姑不论像《沉沦》这样松散的抒情小说是否适宜改剧等等其他问题，对这场龃龉的处理，在《沉沦》那段“口诛笔伐”中寻求戏剧冲突，使多少人有点“找错了对象”的失望。大概与上述论得失者一样，都被一些假象欺骗了。
第二件没听从长兄的大事是重婚。一九二七年长兄得知作者在上海另有新欢，据作者七月十五日日记，“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他“气愤之至”，不听。他的回答是：“现在牺牲的径路已经决定了，我只须照这样的做去就行。”（7月30日《日记》）以后，长兄大概依据当时的法律，只私自同居，不公开结婚，还不算重婚，因此，要他保证不再举行正式婚礼方暂告和解。一九三九年作者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毁家诗纪》，嘱旬刊编辑陆丹林，发表后在分寄当局各权要时也寄一份给上海的长兄。曼陀读了，感慨系之，随即在《诗纪》的天格上题诗一首：“明知覆水难收日，犹是余情未断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不久，曼陀即遭狙击殉职。这场兄弟间的龃龉至此才最终结束。至于曼陀的这首诗，后来远在新加坡的作者曾否看见，是否还“气愤之至”，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曼陀题诗后，剪下《诗纪》全文寄给了已处在抗战逃难中的孙荃夫人。这几页《诗纪》，连同曼陀这最后一首用钢笔题写的诗（原诗无题），在“文革”以前还一直保存在富阳老家里。
不论是如鱼得水之时，或者是齿舌龃龉之际，长兄对作者各个方面的“内心变革”，都称得上是一个影响最早，也是最大的人。作者自传的第八篇《海上篇》虽只记述他去国赴日，进入一高的事，而事件的背后却从头至尾留着长兄的身影。记述是微妙的，还应看成作者自己也无法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作者在写作这一篇的时候，二次龃龉事件尚处于暂告和解，颇有消长的晚期。当年“气愤之至”的“愤”固已消弭于岁月，而“气”，看来尚如残雪之难以尽溶也。《海上篇》中描写的到日本后个人生活的困苦状况：“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致使他“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不无怨望之意。他怨谁？没有明说，也无须明言。那时节，他还没有考取官费，全部生活、学杂费都是长兄包了的。其实，民初派往日本考察，政府所给的公费十分苛刻，曼陀既偕夫人小弟同行，除保证公事必需及一家食宿开支外，所余已可想见。据说，那件士官学校陆军制服还是陈仪留下的。陈仪与曼陀曾有过一面之交，因而辗转送给了作者。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贫寒拮据的也不少，还有甚于作者的。
诚然，作者的记述都实有其事。十月抵日后至一九一四年七月考入一高前这段时间里，生活和学习的艰苦，作者称之为“必死的努力”，一点儿也不过分。他在国内实际上初中一年还没读满，不仅“半年之中，把中学校的课程全部修完”，而且刻苦学习日语，取得了突出成绩。后来，终成为一个出名的日语通，连日本历史学家、作家增井经夫先生也说：“他对日语十分精通，……他的日本话，故意用模仿江户腔的卷舌音（按：指一句日本谚语——笔者），说得非常好。”（日本《郁达夫资料补编·与我国文学者们交往的有关资料》）。但是，也是十分可悲的，诚如日本老一辈诗人富长觉梦先生所说：“谁想在几十年后，竟然因此而丧生！”“日本宪兵偶然发现了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们就残暴地杀害了他”（《回忆郁达夫》）。
在十分激烈的竞争中考取一高预科后，生活和学习都获得了理想的解决，应该是如释重负了。但作者却在这一篇的末尾说：“于八月底边，送（长兄、嫂）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亲戚，永久地断绝了连路。”即使他当时确曾这样想过，而以后的事实并非如此，则留给读者的还是写作这一篇时的怨气！
一直到引起第二次龃龉的导因自动爆炸，龃龉随之结束，而长兄也接着殉职以后，到这时候，作者才沉痛地，但已只能向长空遥祭地，写下《悼胞兄曼陀》一文来梳理他与长兄的关系了。千言万语他并做一句话：“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是兄长而又兼父职的长辈。”在他心眼里的长兄，始终是：“所习的虽是法律，毕生从事的虽是干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却是倾向于艺术的。他闲时作泼墨山水，很有我们乡贤董文恪公（按：指清中叶的著名书、画家董邦达，富阳人——笔者）的气派，而写下来的诗，则又细腻工稳。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至于他的行事不苟，待人接物的富有长者的温厚之风，凡和他接近过的人，都能够述说”的。
今天，人们又颇有兴趣地重新谈论起作者的一生来了，如果忘却、丢开或者回避长兄对作者的关系和影响，我想，至少是缺了点什么吧！
九 雪 夜
这一篇，发表时的副题是“自传之一章”，而不像前几篇那样按顺序标明作“自传之九”。是不是另起炉灶？不是。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作者在《人间世》第十六期发表序言《所谓自传者也》以来，每期一篇，前几篇尚能按期发稿，其后三篇却都是在编者陶亢德的紧催严逼下写出来逾期续登的。第八篇《海上篇》写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底、七月初，此后，故态依旧，应酬频繁。虽作者曾打算“自传也想结束了它，大约当以写至高等学校生活末期为止，《沉沦》的出世，或须顺便一提。”（见1935年9月5日《日记》）可就是坐不下来执笔。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底，为应付刚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创刊的《宇宙风》的约稿，才写成此篇寄去。内容基本上如原来的打算，是衔接上篇的第九篇，也是自传的结束篇。但因新换了刊登的杂志，故只能说是“自传之一章”了。
写作此篇之日，正是旧历年节前后的正月初七、八里，习俗难除，作家所谓“家累杀人，甚于刀斧”之时。而且就在这个旧历年底前，蒋介石带着大批随从要员莅杭，其中的军统局长戴笠还亲自登门拜访过作者。他在杭州再也呆不下去了，已决定过完年即日赴闽。这正是离家前夕，心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