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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日记。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分析，他养成逐日写日记的习惯，大约开始于进入八高以后。据他的《丁巳（1917年）日记》序：
“去岁教育部有令留学生各记日记报部之举，亦有倡议反对者，予实亦非赞同此举者也。然日记为人生之反照镜，伟人烈士，其一言一动，多足以移易风尚，而感化世俗。若不逐日记录，则其半生之事业功勋，只残留于国史传中之半张纸上。其一日一时之思想，一举一动之威仪，势必至如水上波纹，与风俱逝耳，是不亦可惜哉！予非伟人，予亦非烈士，然人各有志，时事若草，虽黄河浊水，亦有贯入银河之一日；为鹏为雀，固不能于细蛋时论定也。
此日记非为教育部令而著，亦非为他日史官之参考而著。要之如赤松麟迹，其一时一刻之变迁移易，俱欲显然残留于纸上耳！丁巳阳历二月十六日夜。”
似乎这是正式写日记的开始。同年他还劝过婚前的孙荃夫人也作日记（见9月22日信）。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在给孙荃的信中又谈到：“日记最有益于修身，文（按：系作者自称——笔者）自前年正月起，迄今未尝一日阙。”前年正月，指旧历，即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间，可资旁证。又说：“至今风雨晦迷，神魂不定时，一翻旧时起居注，即觉精神百倍，万虑俱忘。是则日记之能移人情性之佐证也。”这些书简和序文也可以看作是他最初的日记论。十年后，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发表的文论《日记文学》中还有端倪可寻：“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尽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遗忘而写的。……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至于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对于日记的应该尊重爱惜，更是当然的事情。”当年他写这些日记论的时候，是想不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虽然没有人称他为伟人，却是烈士，却是一位新文学史所必须研究的作家的。他按照自己的日记理论，果然在日记里真率地记载了“一日一时之思想”和“变迁移易”。他留下的这些日记，今天，纵然非属史官，也属于文学工作者们参考、研究的宝藏。
《雪夜篇》痛陈了作为弱国子民的中国留学生在新兴的日本所受到的侮辱和欺凌。这种现象，当时普见于日本的中、下层社会，上层人士中亦不少见。现就《丁巳日记》所载，任录数事可知。三月十五日：“午前听藤冢先生讲中文，嘲骂中国人颇不能堪。欲作书于校长，使勿再轻狂若此，恐反招辱，不果。午后读鲁曼鲁澜哲学警句，曰：人生非若春日蔷薇，乃暗暗中无穷之战斗耳！万苦千难欲沮丧我，然我决不欲为所服！”五月三十一日：“午前，为日人某嘲弄，笑我国弱也。此后当一意用功，以图报复耳！”六月七日：“读唐诗至‘依柱寻思倍惆怅’句，忽忆及少年轻薄，受人嘲侮时事（眉注：嘲侮，初与范某见某于教会堂时事也）。觉以后不得不日日用功，图雪此耻！”教会学堂系指宿舍附近的基督教堂，他虽不是基督教徒，但有时也去教堂听听圣经或者当时的俞牧师传道。这里说的嘲侮，大概是指一九一五年初到名古屋时在教堂遇见某日女遭辱的事。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他个人有此感受，留此记载，明智有识的日本友人同样感到厌恶、难受。富长觉梦先生在《回忆郁达夫》中亦有记载：“一次，我和郁达夫两人走进本乡三段拐角上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些什么饮料。店面里相当拥挤，人声嘈杂。就见紧旁边一张桌上，一伙年轻人有七、八个，里面还有穿大学生制服的，正在很带劲地大声议论什么。于是其中一个斜过眼睛瞪着郁达夫的脸，吐了一声‘叭儿狗！’其他的一帮人也冷冷地盯着郁达夫的脸。这显然是充满侮蔑的态度，我一看坐在我前面的郁达夫，他瞪着眼，盯住杯中的饮料，像是没听见的样子。但脸上却流露出了悲哀的神情，面色也有点苍白了。……两人默默地走下了汤岛坂，来到一片暗的地方。他用平静的语调说：‘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这种现象，凡是稍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都会从这些高级反面教员中受到深刻教育，因此作者说：“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他在六月三日的日记里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之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不见彼印度、朝鲜、犹太、埃及人乎，彼亦犹人也，而为人所杀戮、轻笑者何哉？无国故也。呜呼！彼辈生后已不识祖国之土地，忍泪吞声，甘心受人侮弄宜也！若予则生及季世，目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六月十一日他更在日记里设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不要以为这些都只是他青春年少，纸上慷慨的学生腔，不仅当时已足见他以身许国的决心，而且今天更已看到他走完五十岁的人生尽头，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二十二岁的发愤誓言！令人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在那位“反鲁事业”的英雄苏雪林女士看来，“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呢？这个问题，今天应该是获得答案的时候了。历史，不仅是明澈的镜子，显示人鬼；不仅是无情的法官，判明善恶；还将是权威的医生，究竟是谁有病，害了什么病，作出确诊的鉴定！
《雪夜篇》记述的另一个起伏事件是两性解放的牵引，以至性苦闷“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记述也到了坦率惊人的地步。所以说坦率惊人，是因为记述得比日记还详尽，大概是实践他“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记理论吧。据《丁巳日记》，十二月十九日乘车赴东京，中途在静冈下车，“夜入地狱，得来年自新之暗示，平生第一大事也。卢骚忏悔录中亦云云”。二十日：“晨至东京，昨夜本拟宿静冈，因不能安眠，卒于十二时乘车来到东京，吁伤矣！……予近来之费用较之未病（按：指10月29日患伤寒病入爱知医院，12月9日病愈出院——笔者）前大有差异，不识予近来之消费，果为病故乎？抑假病之因而逞予下劣之私欲也！要之，予之精神上之堕落，至昨日而极。若由此不改入正路，则恐死无日矣！予之祖母、母亲、兄弟、叔伯咸望予成人；予之未婚妻某（按：指孙荃，刚于这年8月订婚——笔者）望予尤切。予而自弃若此，何以对祖、若母、妻、若兄？更何以对亡父于地下？……万恶之端（按：作者6月5日日记云：‘俗语曰，万恶淫为首，诚非虚语也’。——笔者）已开，从此而入地狱，极易易耳！当头被击，尚不能醒者，未足与谈禅，未足与上懊怜比山者也。生死关头，在此半岁中，诫之哉！”这里，日记称“平生第一件大事”，忏悔云“万恶之端已开”，《雪夜篇》记述的初次上妓廊，大概就是这件事，不过时间略早了二年。
二十多岁的青春，处在世纪末以来的性解放潮流泛滥的日本，被异性所吸引，“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的 事，就更是不可抗拒的了。富长觉梦先生在《回忆郁达夫·（39）阿隆》一节中，谈到这样一件事：“在名古屋八高读书的时候，他的下宿处有一个少女，名叫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