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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先
生应聘的第二年春间，研究所正式开学。这时的盛况是使人回忆的：除了先
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导师及讲师的有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及李济、马
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陈先生那时曾经写过一副开玩笑的对联给我们，
文日：“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
嘲弄我们的，（引者按：梁启超乃康有为弟子，王国维曾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
傅。）平常每一个礼拜在水木清华厅上，总有一次师生同乐的晚会举行。谈论
完毕，余兴节目举行时，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诵八股文
助兴，如今，声音好象仍在耳旁，而先生却已远了。如此融洽的氛围，确可达到研究院初始所设定的目标：“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受浸润薰陶之效。”（《研究院章程》）
这一亲身感受，更加以1927年暑假前梁启超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必然深植于吴其昌心灵，令其永生难忘。由周传儒与吴其昌合作笔记的《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是一篇失收于《饮冰室合集》的梁氏晚年重要文稿。据吴氏页首题记，梁“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此次因所约友人未能前来，梁遂自己担纲，阐述了其对于现代教育体制的反省以及由此抽绎出的梁本人的教育理念。
梁启超不满于“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因此在谈话中反复表达了将“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的企望。不过，因其时梁正执教清华，故批评的重心也落在偏重知识教育的一方。梁自言就任清华本是有相当抱负而来：“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具体说来，即是“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作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这种以新式学校清华做教育理想“试验场所”的想法，受制于内外条件，成绩相当有限。但让梁启超多少感到安慰的是，他“终已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其中原是包括了吴其昌在内的几位关系密切的学生，梁启超对他们寄予了极大期望。他将自己的讲演归结为两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这既是梁启超来清华寻求同道以改造现代教育弊端所持的准则，也代表了其对弟子们的最高期勉。
这篇谈话最终是以“朋友之间，最好是互相劝导切磨”的教诲结束的，只是，出自梁启超之口，其说也极富感情色彩：
我情愿吾们同学大家以至诚相待，不忘了互相改造与策勉，亲密到同家
人父子兄弟一样，那是何等痛快！因为朋友是很难得的，日后散了，回想当时
聚在一起做学问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段时光，日后也确实成为了一众学生享用终生的精神财富与学术资源。吴其昌1928年毕业后的经历即为明证。
其实，由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当年秋后，梁启超养病天津家中，清华研究院已显得寂寥了许多。受到导师赏识的吴其昌也自此时起，追随梁氏左右，住居梁家，协助处理文案。次年，因梁启超的举荐，吴氏受聘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由此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
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9月9日，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末榷。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宇。古杰
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
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
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激治考证，得
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
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
如隔世。文中的“我”虽应是复数，但充溢其间的分明是吴其昌本人的肺腑之言。其忧心国事与“誓不自暴，蟊竟师志”的墓前誓言，也无一不与梁启超最末一次同清华研究院学生北海相聚的谈话交相呼应。
梁启超辞世的第二年，吴其昌即离开南开，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随后爆发的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又令其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国难日深之际，抱着书生救国、义无返顾决心的吴其昌，毅然于1931年11月20日，与其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以及妻子诸湘一同绝食，要求抗日，从北京到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请愿，并哭谒中山陵。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的《昭告总理文》慷慨声言：
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
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
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吴令华《吴其昌、吴世昌兄弟南京哭
灵》）吴氏兄弟、夫妇绝食四日之举震动全国，其后声援与继发的请愿活动纷至沓来，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进一步高涨。
而因“合门绝食…‘名倾天下”（王蘧常《吴子馨教授传》）的吴其昌，却很快被清华大学解聘。1932年起，吴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前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已然开启的研治甲骨金文之学的路向，至此愈发凸显，诸如《殷墟书契解诂》十卷、《金文历朔疏证》五卷、《金文年表》三卷、《金文氏族疏证》六卷、《金文世族谱》四卷、《金文名象疏证》四卷相继完稿；此外，吴氏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专题论文、论著多种。其在武大所开课程有“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以及“宋元明清学术史”，同样能够见出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学术流脉。时人认为，“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吴令华《沸血胸中自往来——追忆父亲吴其昌教授》），固然不错；但梁氏对
吴的影响实远超出文章之外，除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治学兴趣的广博上，吴也颇有乃师之风。
梁启超生前撰著、讲学不辍，曾有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梁思成等《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吴其昌也一如其师。1938年，武汉大学因抗战西迁至四川乐山，生活艰苦，原本体弱的吴其昌又染上咯血症。时为同事的方壮猷记其“常于吐血之后，发炎之际，工作不辍，偶或晕倒，而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静养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方因此许为“实一热血沸腾，而不及自计之爱国志士也”（《吴其昌教授事略》）。吴其昌尽力于抗战事业又不止于讲学与著作，据吴女令华回忆，她还曾读到其父的一通电报稿，要求带领妻女，一同上前线抗日。
当1943年，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时，特邀吴其昌承担《梁启超》一题的撰著。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无锡国专同学王蘧常曾记其写作情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十（“十”疑为衍字）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吴子馨教授传》）此语虽简要得体，终不若吴之自述详确感人：
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
料，规画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
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致潘公展、印
维廉书》）
潘公展、印维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