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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作者避免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线条化处理，力图把当初的诸多复杂面向凸显出来，使读者在“悖论”中认识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也更好地去理解历史中的“悖论”，罗先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加强了历史本就具有的丰富多彩性，扩展了人们对历史的更进一步认识，“颠覆”了一些人们往常对那段历史的清晰明白的认知，使历史变得更为“模糊”，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当然，越是清晰的历史著作越是让人怀疑，如果我们重建出的史实是干净利落，恰可能正好与历史的实相相悖，即陈寅恪所谓的“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也正如著名荷兰史家安克史密特（Frank Ankersmit）所说：历史修撰领域中伟大的历史著作，如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休伊津哈、迈内克或布罗岱尔等人的著作，都没有终结历史争论，没有让我们感到我们终于知道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切终于澈如明镜了。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最有力的刺激物，促成了更多书写的生产——其效果是非但不能将过去置于历史博物馆的支架上，以便从各个角度审视之，反而使我们疏远了过去（转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或许，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其实，既然本书作者标题为“国家与学术”，其涉及面应该非常之广，但该书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在有关文本之外进行太多社会学的分析，对关于“国家与学术”的论争也主要立足于精英文本在学术史层面展开，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本书大致是一种介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作者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第15页），沿学术与思想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探讨其演化，从而对清末民初的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对本书定位以及作者所取得的最终效果如何，那还有待于以后的实践来证明。
梁启超与吴其昌
■ 夏晓虹
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总与梁启超相系连。这对于吴氏显然不公平，但经由此例，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转型期师弟关系的动人处。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吴其昌自有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吴氏出生于1904年，为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提到这个地方，世人最先想起的很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而吴本为徐之从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逮徐，16岁以前即遭遇父母双亡。几乎所有的吴其昌传文中，都会有“家愈贫而学愈力”一类的表言，这对于“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的吴氏而言，其结果有二：一是因“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一是因读书“或夜以继日，或坐以待旦”，“而体质亦弱”（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及胜利出版社编审组《梁启超·作者小传》）。
1921年，17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三年后毕业，即赴广西，任容县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于此间闻知清华学校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吴即报名应考。招考情况亦颇值一提。按照台湾学者苏云峰的概述，其考试程序及内容如下：
第一届考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普通国学”，用简单的问答
体，注重普通常识。第二阶段考作文一篇，限二小时。第三阶段为专门学科，
原定经学、史学、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语（英德法文择一）、自然科学
（理化生物择一）、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任择其中三门作答。后为减轻难度，
仅以经学、史学和小学三门为范围。（《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十章）指定的参考书分别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学），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史学），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小学）。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33名，吴其昌以第二名考中，成绩骄人（见戴家祥《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指导范围，如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而吴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故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二人因此缔结的师生缘，无论对于梁还是吴的学术生命，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
于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也选修了王国维先后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并分别整理、撰写成讲授记。梁启超主讲的科目则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吴随班听课，收益良多。其担任梁启超的记录之役，即始自1925年11月梁之讲演“读书法”。从此以后，梁氏多篇演讲稿均经其手而成文。
读书期间，吴其昌也与几位研究院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本刊启事》）为宗旨。该刊总共出版六期，每期均有吴文发表。第一年课业结束时，国学研究院议决给予成绩优秀的16名学生每人百元的奖学金，吴其昌也在其内。
1926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学生毕业，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与李济四位导师会同评议，将毕业生成绩分列甲、乙、丙三等，吴其昌为甲等第四名。而在“研究院毕业学生成绩一览表”中，吴也以完成篇目最多而引人注目，计有宋代学术史（天文地理金石算学）、谢显道年谱、朱子著述考、三统历简谱、李延平年谱、程明道年谱、文原兵器篇七种。
按照《研究院章程》规定：“学员研究期限，以一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得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吴其昌以此机缘，得申请留校一年，仍以“宋代学术史”的专研题目，列于梁启超门墙。
在1926年秋季开始的新学年中，梁启超讲授了“历史研究法”与“儒家哲学”两门课，另外又在燕京大学以“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为题做专门讲演，吴其昌参与了后一讲稿的记录工作。王国维则在清华研究院教授“《仪礼》”与“《说文》练习”，吴于前课也撰有讲授记。追随两年，浸淫既久，梁、王二位导师的学术路数自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同学方壮猷记述吴氏此段学历，称其“从海宁王观堂先生治甲骨金文及古史，复从新会梁饮冰先生治文化学术史，备受二先生之奖掖”（《吴其昌教授事略》），可谓言之亲切。
而对吴其昌来说，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不只是学问，也包括了人格的涵养。导师们的言传身教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却长久地存留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以至形塑了其一生品格。十余年后，吴其昌曾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中，充满感情地追忆这一段师生情缘，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
时梁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
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
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先
生应聘的第二年春间，研究所正式开学。这时的盛况是使人回忆的：除了先
生和梁先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