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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苦，……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致潘公展、印
维廉书》）
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
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
天，辛苦！辛苦！（《致侯塄书》）《梁启超》上册于1944年1月19日封笔，一个月后的2月23日，年仅40的吴其昌即在乐山病逝，自言“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的这半部传记，出版时已成为吴氏的遗著。因此，书稿印行时，也与同一系列的诸作不同，为表哀悼，卷首特别冠以由“胜利出版社编审组”署名的《作者小传》。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他自认“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其写作也“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乃至误期”（《致潘公展、印维廉书》）。
而展读该书，又可以发现，吴作明显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由于梁氏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序例》）；以此，《李鸿章》一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对于李氏生平的记述也处处关合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梁启超运用娴熟的传记章法，经由其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历史研究法”的耳提面命，其中精义“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周传儒、姚名达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第一章），也为吴其昌所心领神会。尤其在为导师做传时，吴氏更自然而然秉持梁氏遗意。其书现存三章，分别题为“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以及“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一一对应着“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以及“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的副题，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梁启超的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
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梁启超》一书中层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梁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与吴其昌结交甚早的王蘧常描状其形象为“长身瘠，一目视不能寸，削颚，有文如龟裂，常自虞不寿，无所成名，以此学益奋”；又称其“长好辩论，卓诡出人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吴子馨教授传》），可谓传神写照。关于最末一点，其女吴令华有一段记述可与之互相发明。吴其昌曾在家庭谈笑间评点陈源为“英国脾气”、徐志摩为“美国脾气”，而自许为“中国脾气”，后者由吴本人释义为：“替别人着想，牺牲自己，负责任。”
“言志”与“载道”
■ 段 炼
周作人的论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1932年二三月间，作者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的讲演稿，由邓恭三（广铭）记录、北京人文书店印行。我读高中时，尝取此戋戋小册翻阅，颇有兴味。
最近，读到几本钱钟书的评传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记录了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对周作人这篇论文的批评，便又从书架上，找来周氏的文章对比参证。不料，旧书新读，竟然读出些意思来。
钱钟书这篇发表在《新月月刊》4卷4期（1932年11月）的书评，对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钱钟书认为，在中国的“文学”概念中，“文以载道”与“诗言志”只是分工不同，原本是并行不悖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因此，钱钟书批评周作人的讲演，犯了“文以载道”和“诗言志”概念不清、简单交替以及循环论证的毛病。
对于这一观点，钱钟书后来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收入《旧文四篇》及《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略谓“文以载道”和“诗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文”指的是散文或古文，以区别于“诗”、“词”。因此，在钱钟书看来，这两句话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或羽翼相辅。文、诗、词是平行的，但不是平等的，“文”为最高。
而且，钱钟书指出，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后，人们容易将“文”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传统文评中有它的矛盾，但是“文以载道”和“诗言志”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因此，钱钟书认为，周作人是“把外来的概念应用得很不内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错觉”。
其二，钱钟书认为，周作人对于文学“源流”的推断，存在“根本的误解”，因为周作人是依据“公安派没有成为正统文学这一事实，而不是文学本身”。钱钟书反驳的理由是，“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剽贼’，欧的反对‘搏搪’，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
初看起来，钱钟书的反驳，似乎真的如评传作者所言，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细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注意到，钱钟书的这两点意见，与周作人在文章中所阐发的观点，竟然是针锋不接。换言之，钱钟书对于周作人一文，存在比较明显的误读与误解。可以说，真正产生“矛盾的错觉”的，恰恰是当时22岁的年轻气盛的钱钟书。
钱钟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二讲，即“中国文学的变迁”。在这一讲中，周氏开宗明义：“上次讲到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内的，后来因为性质不同而分化出来。分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显然，周作人在这里对中国文学作“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划分，只是对传统文论中“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说法的借鉴，并非如钱钟书所言，生硬地将“言志”文体定为“诗”，将载道文体归为“文”。事实上，在之后的阐释中，周作人也始终把“言志”与“载道”，纳入了相对广义的文学范畴中，并不曾刻意划分出诸如钱钟书所谓的文、诗、词之间平行、平等之类的关系。
但是，在钱钟书那里，周作人所说的“言志”与“载道”，被坐实成了对“诗”、“文”这两种具体的文学体裁的特征的描述，似乎随着“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学成了诗与文的竞技场。这显然与常识相悖，也与周作人的观点不符。借用哲学家怀特海（White Head）的说法，钱钟书的这一误读，称得上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其次，钱钟书在文章中，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许多“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似乎这一现象，是对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的又一次颠覆。客观地说，钱钟书指出的这一现象，对于作家个体而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正是作家思想内涵的多元性和人性丰富多彩的体现。然而，从长时段、整体感来看，一个作家、一个时代的创作思潮、一个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上的旨趣、风格、追求，无疑具有相对恒定的共性。即使某些作家、某些作品，在某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