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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的战争，那么希腊波斯战争对于希腊而言可视作是“卫道”战争——希腊人保护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战争，以雅典城邦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抵御了强大波斯人三次大规模入侵。在那时，波斯帝国的威胁曾增强了希腊各城邦的凝聚力，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盟对于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城邦民主政治对古老君主制的胜利。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对希腊的第一次进攻是被爱琴海的飓风打败的；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在马拉松挫败大流士第二次进攻，显示了希腊人的威力，直到今天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比赛中可以记起雅典报捷战士那句感人至深的话：“雅典得救了！”这是雅典的福音，也是人类文明得救的福音；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第三次发动了空前规模地入侵希腊的战争，斯巴达人防守温泉关失守后，雅典统帅地米托克决定主动出击，他设计把波斯舰队引入萨拉米斯海湾，希腊舰队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把庞大的波斯舰队全歼了，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奇迹。萨拉米斯战役雅典拯救了希腊，从此雅典在希腊崛起。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为人类文明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星斗，在政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典范。
如果希腊没有赢得对波斯的战争会怎么样？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就当彻底改写？历史不能被假设，我们只能庆幸希腊人赢得了胜利。可我们又不得不为另一场残酷的战争而扼腕太息——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衰落，而战胜雅典城邦的是原初一同与雅典结盟共同抗击波斯入侵的另一个希腊城邦斯巴达。民主繁荣的雅典毁于寡头政治的斯巴达总是让读史的人禁不住摇头，我们为希腊对波斯胜利的庆幸又被雅典对斯巴达的失败而生出的惋惜抵消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是令人望而生厌的，奴役希洛人也许还不算太出格，因雅典也有奴隶，但斯巴达人自己的军事集体主义恐怕是最违反人性的。一个虚弱的孩子出生在斯巴达是不受欢迎的，只能被抛弃在山谷，在烈日和猛禽的嘶鸣中死去。所有男童从七岁开始至三十岁必须过集体生活，接受严格军事教育。即使一个天才，如果他不幸诞生在斯巴达，他也不会成为哲人、诗人或艺术家，而只能做一个时刻准备武斗的战士。斯巴达拒绝文化，他抑制人类大脑的创造性，把自由精神用强力熄灭，只允许接受简单的命令和发达自己孔武有力的四肢，是希腊城邦文明中一个最坏的变种（我们在二十世纪斯大林主义中领略了这种变种的复活）。也许最让雅典人不可接受的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还联合当初全希腊的敌人波斯人，在波斯人的帮助下斯巴达所建立的海军打败了雅典的海军。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5年的失败，是斯巴达的胜利也是波斯人的成功。直到后来亚历山大彻底打败波斯，大流士三世被其部下杀死，历史的一个阶段才算比较圆满地画了句号。民主政治的雅典没有取得对斯巴达人的军事胜利，而寡头军事政治的斯巴达在历史上的名声是它部分地促成了雅典文明的衰落而赢得的。尽管雅典战败衰落有许多因素，雅典城邦突发瘟疫、伯里克利突然去世、民主政治在战争期间决策上的低效率等都可能是失败的因素，但她的光芒却照耀千古，而且还直接影响了马其顿。尽管希腊人视马其顿为蛮族，但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无疑是希腊文明最伟大的传播者。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ros，前356～前323）大帝远征东方可以被看作“传道”的战争。通过战争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传播到小亚细亚、叙利亚、腓尼基、埃及、两河流域、中亚、印度等广大地区。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战胜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使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相继灭亡。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是人类有史以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可以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远征恐怕也就没有希腊文明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声誉。亚历山大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他的老师是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士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远征军带有一大批希腊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他们既是亚历山大的参谋，也是传播希腊文明的使者。远征军毁灭了一些城市，也建立了许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城市，其中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最为著名，后来该城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闻名世界。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到达印度和中亚一些地区，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就是亚历山大后裔的杰作。尽管希腊化时期已经不是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艺术理想、政治理念还是保留到希腊化时期。而亚历山大大帝与后来的匈奴人的四处侵略的截然不同在于，亚历山大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希腊文明的痕迹；而匈奴人似乎除了杀戮还是杀戮，哲学、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没有文明的优势，军事的胜利是暂时的，匈奴人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亚历山大的远征传播了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历史中意义深远的事件。直至后来，拿破仑远征东方完全以亚历山大为榜样，甚至在行为细节上也完全模仿他。
亚历山大远征的成功来源于希腊的先进文明，也在于他的个人天才、政治远见和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及勇气和果断，还有不枯竭的征服世界的雄心和个人对生理欲望的克制。亚历山大用宝剑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典型地象征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战争对于解决世界复杂矛盾冲突的决定性作用。戈尔迪乌姆是小亚细亚北部城市，它有一座卫城，卫城宫殿里放有一辆战车，车辕与车轭之间用一个紊乱的绳结连接，传说谁能把车轭的结解开谁就是亚洲之主。但许多自信有智慧的人试图解开此结都以失败告终。当亚历山大来到戈尔迪乌姆卫城宫殿时，他凝视绳结，猛然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绳结崩碎。在场的人先是惊讶，转瞬间一阵欢呼，人们与其说佩服亚历山大的智慧，毋宁说佩服他的果敢。亚历山大的勇敢和果断似乎使一切问题变得简单了，然而智者们之不能解开绳结是因为他们总是使用理性思维，认为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当然以不损害绳索为前提。正因为他们理智，所以他们不能解开，或者绳结本来就无法靠智慧解开。而亚历山大超越了这种常规的思维方式，他成功了（当然别人谁敢以此方式成功！）。正像他以宝剑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一样，他的武力征伐似乎也彻底解决了欧亚大陆各城邦之间、各民族之间、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历史遗留与现实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层层矛盾。他的宝剑使过去的历史终结于亚历山大，使未来的历史又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