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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人类思维中的数理逻辑问题不能靠英雄主义解决，而且英雄主义者也不能靠英雄主义解决自己的死亡问题。亚历山大——陆地和海洋的主宰者，帝国的统帅，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不到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公元前323年）〔9〕，他的功业使任何一位自以为是的豪杰都黯然失色；他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却让后世的诗人们吟咏了两千多年。当然，亚历山大的死是件大事，也是件小事，因为人类文明史总要被活着的人推动和主宰。依此而论，亚历山大所占领的亚洲城市融入了希腊文化，而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托勒密和塞琉古所建立的王朝究竟属于希腊还是属于埃及或波斯反而成为了次要的问题。
以中国先秦哲人庄子超然的世界观来看，人类的战争不过是蜗牛角上两个“氏族”的战争，虽伏尸百万、流血漂杵，其实全无意义。实际上，我们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不能像庄子那样超然，国家之间因宗教、文化、经济利益以及边界线划分的异议总是使冲突不断。对于庄子的哲学，无论现代的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是听不进去的，否则中东和平早就是现实了。庄子、军事家、老百姓三者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他们各自的地位决定的，让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有庄子的豁达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历史学家的历史学采取什么态度——大而化之或斤斤计较，其实都不一定能够追溯到历史发生的原因，因历史的偶然性并不一定反映必然。假如亚历山大晚死十年究竟对世界历史有什么影响？——历史学家永远不能像数学家那样能够通过方程计算出确切答案。
亚历山大远征中无数的人丧命，如果以康德哲学所要求的——人是最终的目的——观点推论，那么任何行为不能以人类生命的牺牲为手段达到哪怕是“善”——文明的传播——的目的。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文明需要苏格拉底的“知识的助产术”，需要亚里士多德的沉思，需要阿基米德的灵感，有时候也需要鲜血和征伐。
（三）
战争——作为自由意志的人类的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其产生根源固然有人类意志的非理性的因素，同时也有理性的因素，对于战争的诠释只能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出发。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中，人类的理性贯穿着这样两个情结——“毕达哥拉斯情结”和“恺撒情结”。所谓毕达哥拉斯情结是西方人欲以数理逻辑为自然世界“立法”——建立数学决定论的世界模型的情结，自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开辟严密的逻辑方法到现代理论物理学都是这一情结的反映；所谓恺撒情结，就是西方人的英雄主义和欧洲一统情结，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的作为都可看作是这种情结的反映。当然人类的科学理性也需要一定的热情支撑，也需要比喻意义的恺撒情结。然而比喻不可过分，理性的热情不是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已经是对理性本身的否定。英雄主义也需要理性，人类任何一次成功的远征都需要统帅和智囊团对地理环境、行军路线、汲水和补养等进行研究和计算，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计算工程，人类的知识也得以增长。亚历山大以后，统一的欧洲帝国的理想只有恺撒基本上实现了，他建立了与古希腊和恺撒以前的古罗马的城邦国家截然不同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尽管恺撒削弱了共和制而实行独裁，但罗马恺撒（还有他的养子屋大维）开辟的帝国在环地中海地区通过战争实现了高度统一，而且统一后实现了长时期的繁荣（不同于昙花一现的帝国）。直至现代，“欧洲一体化”、“欧元”、“统一的欧洲”以至今日“欧盟”已基本制定完毕的《欧盟宪法》都与这个理想有关，甚至现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也认为国家化的统一的欧洲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10〕。当然恺撒情结之于欧洲统一当诉诸战争来实现，在二战后已经根本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所以哈贝马斯向往的欧洲统一和欧洲宪法是要经过平等协商的形式才能实现。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统一的帝国是历史中的现实，尽管分裂时期亦不少。对应西方人的毕达哥拉斯情结和恺撒情结，中国人的理想是建立名垂青史的“文治”与“武功”。对于皇帝和官员来说，“文治”意味着德政传布天下，出现尧舜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在文人是立言、立德；“武功”则是征伐叛逆、开辟疆土、抵御侵略，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都是实现了“武功”的典范。
“统一的帝国”、“征服世界”，自古以来这种英雄主义的理想澎湃于无数青年人的心中。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善是先在的，是天性——上天赋予的本性，所以他们生来不喜欢流血、野蛮、杀戮。可是当恺撒大帝的身影召唤起内心的激情时，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就会一往无前，不怕流血牺牲、马革裹尸了，他们希望重复恺撒在泽拉（Zelu）会战告捷文书上的话：“我来了，我在了，我胜了（Veni，Vidi，Vici）。”〔11〕不过这种英雄主义对于铁蹄下的埃及平民来说肯定是“恶”，对于当时法国以外的许多欧洲人，尤其对俄国人来说，对战争的发动者的人性他们大概更相信荀子的“性恶论”。像黑格尔那样以德国人的身份却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指着法国统帅拿破仑的背影说——“世界精神在马背上”，那是拿破仑称帝以前的事。不过毕竟不同于匈奴、鞑靼铁骑对于欧亚的屠戮，拿破仑的战争使“贵族”们不再高贵，世袭的荣誉威风扫地，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显示“民”对于“君”的蔑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在埋葬士兵尸骨的欧洲土地上生长起来。例如，传说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拿破仑的士兵用炮轰掉的，不过拿破仑对于伟大的埃及古老文明是心怀敬意的，他运回的“罗赛塔石碑”〔12〕被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使失传了千年的埃及象形文字重新被解读，被埃及人早已遗忘的埃及古文明史因此重见天日。因此，对于战争中的善恶事件之于历史的作用恐怕还是应该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来思考——美妙之花生于粪土，血光之恶亦植善因。
通常，在战火突起的某个激烈的历史情节中，眼见民族遭受涂炭，人性会超越对琐碎的功利主义算计，从平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土气的农夫转眼间羽化为立马横刀的英雄。战争对于人性的升华与猛兽对于食物的贪婪是有区别的，所以即使将来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说，“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将与荷马史诗所歌颂的英雄一样不朽。黑格尔认为，战争能激发起民族高尚的精神，这种观点却遭到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严厉批判。如果贯彻“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的确人不应该以任何名义杀人，我们应该以法律对待犯罪，所以波普尔是对的；可是当法律已经被战争淹没的时候，“伐无道”的杀戮就并不违反理性，黑格尔似乎也没有错。其实，黑格尔与波普尔都可能是正确的，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应不同的历史状况。
罗马早期，萨宾的妇女终止了一场战争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有趣的现象。罗马人用计谋抢劫了萨宾的妇女后又与她们结婚并生了许多孩子，此时萨宾男子聚集起力量试图通过战争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妻子们。在罗马人与萨宾人即将展开战斗的时刻，被罗马人劫掠的萨宾妇女却奔来了，她们不愿意发生战斗，因为战争双方都是她们的丈夫或父兄——对萨宾人来说。她们怀抱着孩子把就要开战的双方推开，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即将燃烧起来的战火也就被萨宾妇女们的泪水扑灭了，战争没有爆发。这个事件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即战争的受害者是妇女儿童，以耶稣基督的思想——凡信我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