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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没有感到良心有愧。在她的主持下，公众的兴趣从应得权利转移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不断增长的供给将会解决一切问题，国家分裂为成就卓著者和毫无成就者两种人。
然而，这类观察已经把我们带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巨大的分水岭，而我们对在它之前的地带却还没有给予正确的勘查。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大不列颠和美国的混合宪法虽然根本不同，但是两者都卓有成效。在美国是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相结合，在英国是革新的政治和疲软的经济相结合，都证明是稳定的和可以接受的。一个并未给政治的进程留下多少回旋的空间，另一个则让它有广阔的驰骋余地；一个特别现代，只要它以个人的流动性为前提并且有利于个人的流动性，另一个在某些方面是半现代的；不过，两者都既认识到公民权利的原则，也认识到演变的必要性。这两种混合宪法发挥了作用。德国的混合宪法并未发挥作用。在这里毋宁说，历史的阶层的特殊结合导致出现断层，断层导致一系列社会政策上的地震，这些地震起初震撼了欧洲，随后就震撼了世界。战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第一个似乎拥有稳定和民主的宪法条件的德意志国家。
即使今天的德国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官僚体制，未能完全摆脱那种旨在克服现代政治问题的尝试失败的累累后果。在德国，长期缺少我称之为最低限度的民主的东西。当时，既不存在通过当选的政治家进行监督的机制，也不存在有规则地吸纳很多人的意见和利益的机制。因此，人们必然要寻求其他的表达的可能性，而这些表达可能性起初是议会之外的表达可能性，随即很快就变为反议会的，宪法一再变成为辩论的主题，而不是作为不言而喻的行为基础。同时，领导往往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考虑之中的变革。统治职位上的代表主要关心的似乎往往在于让人们承认自己是在行的专家，承认他们做起事来犹如主管的官员那样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这一切导致出现政府机器运转越来越慢的灾难性倾向，直至最后通过戏剧性的变化和通过身上有特异功能的领袖，把政府机器重新启动起来。只要自由的宪法应该使得人们不经过革命，就可能实现演变，德国要利用它就困难重重，难以驾驭。
人们经常讲述这种失败的历史，倘若不是其他的国家时至今日仍然走在一条类似的歧途上，要在这里重复这段历史，我是会犹豫不决的。从德国的经验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些教训吗？用简单的公式概括之，这就是没有公民的应得权利而有经济增长的后果。早在1915年，托尔施太因 · 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皇制的德国和工业的革命》一书中，已经描写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困局面。这本书与其说依靠信息，不如说仗赖直觉，但是，他的观察的资料来源并未减低这种看法的价值。
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德国把一种 “ 几乎始终是中世纪的制度秩序 ” ，并且无论如何把一个 “ 王朝组织的国家 ” 及其所属的各种价值，同一种十分迅速的、至少在其技术的基础方面从其他国家接受的工业化结合起来。因此， “ 工业的技艺 ”“ 与制度秩序根本不相容，但是，非常富有生产性，所以，它们实现一种巨大的、可支配的过剩，可供王朝的国家使用 ” 。在德国，一个统治阶级企图凭借着仍然是封建的条件，把工业化作为它的事业。倘若是一个工业的阶级接受某些准封建的价值，并且依照自己的形象对它加以改造，这将会完全迥然而异。德国提供着第一个自上而下的工业化的重要范例，如果愿意，可以说它是专制的工业化的重要范例。工业化的推动力量既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自由的劳动契约，也不是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封建领主 —— 臭名昭著的家族领主 —— 及其臣仆的顺从。
从最后的几位沙皇，到当代的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以及亚洲的 “ 工业将军 ” ，很多人曾经企图模仿德国这种通过现代的经济增长的进程，保留旧的统治阶级及其价值的模式。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亚洲的经验复杂一些，虽然它也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使在成功地使经济运转起来的地方，一般为此也付出政治状况不稳定的代价。
在前面一章里，谈到了俾斯麦的冒险企图，即他想用福利的供给来取代公民权利。这种图谋失败了。公民的身份地位证明自己是更为强大的力量；阶级斗争并未长期被福利的宗法制度所抑制。1918年，在经历一次创伤累累的战争之后，德国似乎准备进入现代的世界。这时，发生了两件事。首先，经济状态的不稳定导致很多人失去社会的根基。有些人归咎于战争，另一些人则怪罪战争赔款；无论如何，在克服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距离其后的经济大危机，只剩下很少的时间。只要人们把这些创伤累累的事态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初步经验联系起来，他们就难以得出积极的结论。另一方面，很多人很快就明白，1918／1919年的事件远远不是一次革命。曼柯尔 · 奥尔森曾经断言，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重要的结构几乎是完全持续不断的，哪怕人们对他的论断必须提出怀疑，德国仍然有足够的持续性，让很多人怀疑民主政治的好处。
令人恐惧，为了让德国实现现代精神的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必要的。我的这个论点（见拙作《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经常受到批评，然而我将仍然坚持其核心，即等级的和教会的归属性、没有公民参与的专制制度的善意、不流动性和传统主义等等的现代之前的残余，被一个政府制度野蛮地破坏了，这个制度为了保持其极权的权力，需要全面的总动员。这个打破和放弃传统的巨大进程的影响不能被立即看出来；事后，对历史的这段可怖的插曲为什么如此短暂，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这段插曲意味着，1945年之后，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没有传统主义的障碍，德国第一次拥有民主政治的真正机会。此后很快就有两个德国，而且由于不是它们自己选择的原因，这两个德国在长达40年之久的时间内，走着两条十分不同的政治制度的道路，这个事实提醒人们，要记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社会分析的局限性。另一方面，40年分裂的结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证明在现代社会里自由宪法的力量。
在有关民主的教科书里，并没有规定以英国为榜样，联系到德国的情况，在有关资本主义的教科书里，同样没有规定以德国为样板。但是，1913年之前和1948年之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来说，也许本来就不是榜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增长的载体是强大的官僚体制化了的组织，如银行，大企业和国家，后两者从一开始就如此。引人注目的是缺少企业家和政治家，如果撇开俾斯麦和阿登纳不讲。同样，也缺少民主的后援。长达数十年之久，德国的统治者们一直犹豫不决，不太想给人民提供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所要求的应得权利。法治国家的一种官僚形式被普鲁士的传统所接受，然而，这种形式既不结合公民的参与，也不结合议会的监督。因此，这个国家在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僵化之间摇来晃去，忽东忽西。为了让自由的宪法诞生，一剂阶级斗争的猛药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它对于这类不虔诚的愿望早就太迟了。即使在今天，韦伯提出的关于顺从依附的外壳的风险，在德国也比其他地方都大一些，尽管由希特勒所留下的一片焦土使得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公民的和富裕的社会成为了可能。
德国通往自由的道路为大不列颠的和美国的更为可接受的道路，增加了一种令人痛苦的变化形式；曾经还有过其他的变化形式。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处于在强烈要求更多的民主和一种旧的、对专制制度的偏好之间的来回拉锯战之中。这虽然没有促进一种经常不断的发展过程，但是允许这个国家，至少在1789年之后，多次与革命的爆炸擦肩而过，同时又避免了最糟糕地滥用现代的权力。瑞士曾经以神秘的方式，在传统和稳定的表面下发生了演变。很难指名道姓地提及推动事物前进的瑞士的领袖，站在他们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