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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英国的宪法可不容易。尤其是在20世纪，作者们在强调一种 “ 趋于社团主义倾向 ” 的现实和强调旧的 “ 朋友 …敌人…政治 ” 的表象之间，来回拉锯。因此，用比较的角度看，在大不列颠，革新和领导的重要性尤其引人注目。有时，英国人对于激进的政治领导感到特别的满足，因此，他们构建了一种制度，让它允许这类领袖能够去掌权，并且让他们在那里充分地发挥他们身上的特异功能。选举法就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它使只得到略多于 40％选票的伟大的议会多数成为可能。行政当局的权力同议会的权力并未分开；首相拥有在议会里的几乎是自动的多数，尤其是手中握有最后解散议会和规定重新选举的重要的权利。政治辩论的朋友－敌人－风格具有象征意义，这可以从下议院的席位安排看得出来，政府和反对派相互对立而坐。这一切导致引人注目的、对我称之为 “ 民主的补给 ” 即利益的纳入的扭曲。选民只能通过基本上是两党的现有渠道来表明他们的观点，而这两个党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持针锋相对的立场。这种制度使得他们不能有一个大多数人想要的政府，亦即一个温和的中间派联合政府。同时，它也限制着最低限度的民主即监督，虽然在时间的长河里，选举总是不断实现政权的更迭。然而，这个制度的革新力量仍然是很明显的。此外，很久以来，英国的官僚体制 —— 文官制度（ civil service） —— 是一个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行政的样板。例如，它的成员们必须在选举之前就准备可供选择的法律草案，因此，获胜的一方可以直接去实现它的纲领。
与这个分析息息相关的第一个重要的评论是：在国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差或者有时是很糟糕的时候，英国宪法表现了具有令人惊叹的抵抗力。即使在国内人们的 “ 生活从末比现在更好 ” （正如 1958年麦克米伦首相跟他们讲的那样）的时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邻近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对手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19世界90年代，大不列颠在人均收入的分级排行表上处于明显领先地位；80年以后，德国人的收入增加34倍，法国人的收入增加17倍，然而，相应的大不列颠的收入却仅仅增加8倍；大不列颠从排行表上的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甲级队领先地位，跌落为世界经济甲级队中的待降级队。然而，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里，议会民主的机构任何时候都未曾受到严重的威胁。战后的失业，总罢工，经济危机，黑衫队和共产党人上街示威游行，民族联合政府和随之而来的工党的分裂，这些都相当程度上考验了英国的民主政治，然而，来自德国的以及在极权统治或占领下的其他国家的很多移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国家的不成文的宪法的可靠性和坚定性有过哪怕是丝毫的忧虑。战后，大不列颠几乎贻误了普遍的经济奇迹，但是，它的政治机构的成就达到了新的巅峰，它们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经历了一些相对平安无事的阶段，在威斯敏斯特表演了一出几乎尽善尽美的两党游戏。
很多民主政治的理论家可能认为，把政治稳定与经济（相对）失败进行这样一种对照是不可能的。从中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之一。要么民主政治的流行的理论是错误的，要么英国的秘密在于没有民主政治。然而，即使对发育软弱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持各种批判态度，第二个结论也是不恰当的。于是，就剩下理论的问题。也许它忽视重要的文化特征？要么它甚至在其关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基本设想方面就错了？
无论如何，表面看来，朋友…敌人…政治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仿佛几乎完美元缺地适合于玩零和对策。各个政治党派在竞选斗争中都企图用诺言来压倒对方，这种观念是从熊彼特到阿罗（Arrow）以及其他一些人的 “ 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 ” 的基础，但是，倘若它们不再能够兑现诺言，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激励经济的增长，它们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种观念来描写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英国政治。当然，在此期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见过，两次大战如何带来一系列应得权利的变化。T．H，马歇尔的关于扩大公民权利的著作终究是建立在英国的经验之上的。其中隐藏着普遍的学说吗？英国的政治长期是一种应得权利的政治，而不是供给的政治。它的主题是公民资格和特权，而不是经济增长。但是，这类题材往往要求进行零和对策，其中一方的所得必定是另一方的所失，与此相反，如果增长的政策不能带来正和对策结果，它就会陷入极大的困难。
英国政治的特征并非程序规则的结果，而是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它反映着英国社会的一种其核心是静态的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形态往往被描写为一种阶级体系；不过，如果阶级能解释政治冲突的社会的动力，那么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大不列颠，很多人已经对他们的 “ 阶级 ” 逆来顺受，仿佛它们是前工业时代的等级，甚至是特权种姓。他们虽然抱怨他们的处境，然而却为他们的 “ 阶级 ” 而骄傲自豪，这尤其适用于带着很有特色的固有文化的工人阶级。人们可以把大不列颠的阶级历史描写为一种捍卫和要求得到应得权利的历史，经济的成就从来未被看做是对这种历史的一种适当的补偿。在 20世纪60年代，大卫 · 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和约翰 · 戈尔德索普（ JohnGoldthorpe）还描写 “ 富裕的工人 ” 地位有所改善，然而依旧不变地具有 “ 阶级觉悟 ” 。同时，很多人写了一种 “ 权势集团 ” （ Establishment），尽管经济上的成就很一般，它却能保持住它的特权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这种静态的、几乎是等级性的结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后半期独特地改变社会和经济事物的结果。人们也许可以用马丁 · 威纳尔（ Martin Wiener）的话，把它描绘为 “ 工业精神的没落 ” 。无论如何，这个现代的工业革命借以为发端的国家，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对这场革命感到厌恶了。革命推动了一种十分巨大的革新；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的变革；然而很多人然后误入一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与其说是与 20世纪、不如说是与18世纪有共通之处。新发财的企业家的儿子们变成为一种新的贵族，他们在乡下拥有地产农庄，拥有消遣的猎场及其一切附属的其他设施；贫民习艺所或济贫院以及从前的工厂里不幸的居住者的儿子们成为住排房的工人阶级。两者都有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玩乐和他们的骄傲，而两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经济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感到渴望。一个强大的保守党需要的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儿子们，它需要更多；也有一些中间的群体，它们当中有些谋求上进，谋求飞黄腾达，另一些则不求上进，对它们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然而整体而言，两党制作为游戏，作为一种把社会分裂为上下两个阶层的戏剧演出，加上以改变应得权利作为主题，是现存状况的完美的表现。
对于这里讲述英国历史所用的过去时态作个简短的说明是必要的。英国的政治游戏及其社会基础，从未像我描写的那样稳定。最近的几十年里，两者都表现得特别脆弱，一触即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若干变化。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把他们的状况同其他人的状况作比较， “ 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交流体系 ” 使他们获得有关其他人的状况的信息。外来移民中的少数派群体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种新的因素，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自觉意识。 “ 让经济衰弱的政治 ” 最终提出了一些是否能够由政府来治理的问题。属于新的中产阶级的年轻的群体（不仅仅总是雅皮士，即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城里人），要求要砸碎虚伪的传统枷锁。两位保守党的首相着手处理过这项任务；第一位是爱德华 · 希思（ Edward Heath），英国传统很快就使他丧失勇气，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180度大转弯，而玛格丽特 · 撒切尔在被工党政府中断 5年之后，步希思之后尘进入唐宁街，尽管她在经济成就的祭坛上牺牲了大不列颠的社会和政治文明，丝毫没有感到良心有愧。在她的主持下，公众的兴趣从应得权利转移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不断增长的供给将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