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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
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
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
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
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
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
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
（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
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
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
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
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
不该劈版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
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
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
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
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
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
确是一条好计。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
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
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
尚存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
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
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
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
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
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
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迹的吧。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
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
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
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
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
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
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
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 年11 月28 日
书 痴
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废寝
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 。后来，
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
中了状元，作了大官？ 。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
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
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
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的“美妙”
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
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
翻检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
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须域不愧是
“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
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
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
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
眼光是大不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性恬淡，习惯于寂寞的
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
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
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竖藏
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
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
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
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
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
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
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
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明他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
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
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
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
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
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
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
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
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
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
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
书，每每铃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
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
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
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
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
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
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
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
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
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
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