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
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
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
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
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
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
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
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
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
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
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
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
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
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
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200 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
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30 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
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
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的。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
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
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
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 。等字，都已用浓
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
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
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中（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
栴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
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
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
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
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
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栴被
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柽樟（潘耒的哥哥）的作
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
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
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
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
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
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
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 。以及如何打点营救，
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
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下的驱赶下赶路，
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
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
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
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属名“宗
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
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
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 。这一切
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
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
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
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霦）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
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
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
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
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
由。其实江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
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
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在“上谕”中
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
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
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
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
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
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
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
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13 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
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
盘躄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
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
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
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
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难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
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
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
三“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
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
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
是版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
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不理想的。当
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
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倌的定案标准，
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
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
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
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