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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吉也不敢再自讨没趣，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而已。可是他的少年时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丽的梦，纵然已经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是那样美丽地荡漾在心头。
啊！像初恋的美梦，甜蜜和艳丽。
藕虽断而丝仍连，啊！仍然像初恋一样的心情，永远不会忘掉，他的梦想象水里的月亮一样，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吴浊流：《水月》，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页。
如此结尾，既有讽刺，也有同情。仁吉的形象，是相当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作者的影子，因为仁吉遭受的殖民统治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也正是作者所经历的现实和遭遇。因此，作者心中交叉着复杂的情感，而非一种单纯的思绪。
这种讽刺与同情混杂的情形，在《功狗》中也有体现。主人公洪宏东为推行殖民当局的教育政策立下汗马功劳，对这种为殖民者效忠的奴才思想和行为，作者是持讽刺态度的。然而，洪宏东以健康为代价的卖命并没能换来殖民当局的丝毫垂怜，当他病倒床上生死难卜之际，接到的是当局毫不留情的一纸辞退书，一家老小陷入生计无着之境地，洪宏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不知不觉又滴下眼泪，不知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只是泪水一滴一滴涌出，忽然呜呜地再抑不住胸中悲伤放声大哭了，哭了好像心中的痛苦就可以轻松一点，于是哭！再哭！哭得心中所有的不平和愤恨都哭尽为止！吴浊流：《功狗》，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7页。
《功狗》的这一结尾仍具有一定的讽刺性，但讽刺之意味已很微弱了，作者实际上也在为主人公一洒同情之泪。小说之所以安排这样的结局，与作者此时尚未能解决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困惑有关。30年代的吴浊流对日本殖民当局仍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对当局歧视台湾人的政策，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怨恨。《功狗》所表现的悲情远大于愤怒与冷嘲。
《幕后的支配者》也存在讽刺的因素，而且是多重的讽刺。一是针对光复后二十年间台湾的基督教会。二是针对基督教的假信徒。三是针对女主人公阿九嫂的先生阿九哥。作者讽刺基督教会，因为它不是靠教义而是靠所谓配给奶粉、面粉之类物质诱惑吸引民众。而对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吴浊流始终是崇仰的。他在游记《谈西说东》里记述参观耶稣诞生地时说过“耶稣一生的奋斗及遭害一一映在眼前，觉他伟大”。他之所以对基督教会不抱好感，是因为“很多人利用他来吃饭或享受，令人讨厌”。在吴浊流心目中，耶稣精神如今早已荡然无存，如《看长崎原子爆弹迹》一诗中，就有“基督精神死，问谁代申冤”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179页。句。《幕后的支配者》借上海姥之口嘲讽了基督教会，也为上海姥这类假信徒画出了一幅漫画：
世间总是骗来骗去，我们假做信徒来骗神，食神明饭的人依靠我们去挂名、劝募、救济来骗钱，骗得钱来建教堂，禄在其中，食有余穿有余。其剩下的钱，买些配给品来配给我们，若论有罪，我们骗神是小事情，他们骗人罪恶更大，因为要骗人，连神都被他骗了。……你要知道基督教徒，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纯真，博爱也是口头禅而已。我举一个例给你听，上帝博爱反对战争，可是它的信徒却没有人遵守这条教理，一旦利害相反时，就不择手段，用最残酷的方法来解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教徒拿一颗原子弹去炸长崎，长崎是东方基督教发祥地，在德川时代曾有出过二十六个殉教圣人，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可是这颗原子弹偏偏落在这里，可怜大浦岗上，曾夸东洋第一的教堂，一瞬之间被炸得瓦飞墙倒，牺牲了六万余人。……若是我们大家不来领配给品呢，他们的教堂也怕不能存在，神父也无对象可以传教吧。所以我们依靠神恩，神依靠神父，神父是依靠我们的，这不是一个三角循环的道理吗？神父拿我们来做资料报告本国的慈善家说：我们怎么可怜，怎么凄惨，报告越坏越有人怜惜、越有人救济。这样堂皇的教堂统统是由我们为资本建造的。所以说来领牛奶面粉不是骗神的。
美援也好，日援也好，神援也好，拿得到就是横财，一跃变为绅士，变为太太，也有酒，也有肉，也有车，也有马，任你逍遥自在，所以人人都乐于这样。……所以基督教堂耸立云霄，不论深山僻地都有了，比银行更多了，若是没有牛奶面粉的话，我想，也像孔子庙一样，无人烧香吧！吴浊流：《幕后的支配者》，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14、215、211页。
小说讽刺阿九嫂的先生阿九哥，是因为他一方面很清高，坚决反对阿九嫂去教堂装信徒领配给，一方面又无任何实际行动和能力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作品通过阿九哥醉后的酒话让人物自嘲和反省：
今天碰到阿清伯，他说：“看人面不如看泥面，前几年我曾劝你，你没有耕过田，不晓得营谋，你的田是看天田，是依靠池塘的，你的池塘灌溉两甲余的土地是不够的，不如留一半来种水稻就足够，一半来种水果，那时候你说：种柑要七八年，种荔枝也是一样须要好几年，种葡萄你说无经验，也很麻烦，最后我劝你种枺ё校笔蹦慊雇馕业囊饧Ｈ羰悄阒謻＇仔的话，老早出产了。可是你没有实行力，……同①，第221页。
阿九哥的这番自白，实际上是作者对人物的一种讽刺。但采取的是一种委婉迂回的方式。
讽刺与笑具有内在的联系。20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认为，古希腊罗马的讽刺文学与民间节日笑谑、辱骂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而且在其后的进一步发展中，这种讽刺也没有断绝自己同当时的民间节庆的笑谑形式的联系。讽刺作品的形式结构与形象都是由笑谑组织起来的，虽然表面上笑并没有出声。［俄］巴赫金：《讽刺》（苗澍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21、23、24、25、31页。既然讽刺就是一种无声的讥笑，而吴浊流将仁吉、洪宏东、阿九哥这类贫贱弱小的人物也加以讽刺或者说取笑——尽管是温和的，是否对讽刺的误用或滥用？这不仅是一个修辞问题，还是一个价值问题。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弱者和小人物身上也是存在可笑的因素的，他们并不因为阶级身份而天生与可笑绝缘。然而，他们如果可笑也决非因为其阶级身份。英国文学家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说过：“贫穷是从来不可笑的；除非贫穷而想装得上流（而那是无望的），或者妄想比阔气，比排场（而那是愚蠢的），企图用自己的褴褛掩饰起自己的一无所有，那时它才显得可笑。”［英］梅瑞狄斯：《喜剧的观念及喜剧精神的效用》（周煦良译）；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86页。吴浊流将讽刺的矛头对准小人物，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关怀的观照之下进行的。在吴浊流的笔下，《水月》里的仁吉、《功狗》里的洪宏东和《幕后的支配者》里的阿九哥有可笑的一面。他们之所以可笑不是因为他们的贫穷和卑微，乃是由于他们备受压迫身处受奴役之境而不知觉醒，或虽有认识而不知行动。作者在他们身上施以讽刺是符合讽刺艺术的内在规律的。
讽刺除了笑谑因素，还混杂着多种情感成分，具有多种功能。同时，由于对象的不同，还存在分寸的把握、强度的区别等问题。巴赫金在分析古希腊和罗马的讽刺时指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已经是相当成熟有力的社会政治性讽刺；而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讽刺的特点，是对当代现实的敏感，当代现实在贺拉斯的讽刺作品中是自由讥讽的对象；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讽刺针对被否定的现实，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调——愤怒，愤怒仿佛取代了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