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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庾橇鳎骸豆橘庾匀弧罚帕荚蟊啵骸段庾橇髯髌芳す贰罚ㄌū保┰缎谐霭嫔�1980年2月再版，第191、192、194页。从小说整体来判断，“万年首席”即为丁。在这一职务上呆了二十年，而他的同学不是做了较大的学校的校长就是督学。他虽然表面上说要淡薄名利，宠辱不惊，但当督学来校视察时他却慌张得在课堂上将“玻璃”写成了“乌鸦”。“我”后来找到了情侣“白儿”，猫的幸福引起主人丁一家的嫉妒和嫌恶，因此合力打死了“白儿”，还吃了“白儿”的肉。“我”生下了与“白儿”的爱的结晶——五只小猫，却被主人一家扔进池塘淹死。“我”最后悲愤地离开主人的家，离开人间，而走向苍郁的森林，回归大自然。《归兮自然》是吴浊流小说里惟一一篇具有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明显地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我是猫》的影响。虽然《归兮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日据时期台湾的现实，但作品也没能摆脱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只是泛泛指责抽象的人性的局限。《归兮自然》所影射的只是一种抽象的现实，它对作品的时代背景、“我”的主人丁的文化身份（如日籍还是台籍）并无明确的交待。作品不是对人性的缺陷的手术，而是对全部人性亦即人类的质疑。它的主题是模糊和消极的。小说于1936年7月写作完成，翌年发表于《台湾新文学》杂志。这是吴浊流初登文坛的作品，还处于摸索寻找创作路向的阶段，未免有不成熟和模仿的痕迹。
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与他大多的中短篇小说相一致，同样体现关怀社会和人生，张扬民族意识与社会正义，批判专制威权与利益垄断的宗旨，是其小说创作的高峰。对这几部作品的分析稍后将进行。
一个介入作家，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总是特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录。正如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Ｈonore De Balzac）所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陈占元译）；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168页。综观吴浊流的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的风格追求始终贯穿其大部分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反映的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光复后的台湾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面貌，展现了台湾人民的苦难与抗争，表达了台湾人民盼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心愿，和对建设自由、民主、平等的美丽繁荣的新台湾理想的热切追求，其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有的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如《陈大人》中的陈英庆，《先生妈》中的钱新发，《波茨坦科长》中的范汉智，《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因而吴浊流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台湾社会风俗的记录，是一部半个多世纪的台湾社会的形象历史。
历来对吴浊流的评价中，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即认为吴浊流的小说有浓厚的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多少也损害了小说应有的艺术性”；而且“吴浊流的写实是粗犷的，缺乏现代的气息”。叶石涛：《吴浊流论》，《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第122页。这种评价有所根据，但并不全面。所谓“社会性”，当是指吴浊流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耿耿于怀和执著描写。然而，这样并不见得就一定损害小说的艺术性。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也很推崇技巧，曾批评托尔斯泰（Tolstoy，Leo）和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Fyodor）的作品缺乏结构，但也说过这样的话：“你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感觉，你不会写成一部好小说”；“一个人按自己的趣味讲话，才能讲得最好，所以，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实（具体记叙的坚实性）的气息，在我看来，似乎是小说的最高德性”；小说的一切其他优点“都不能不俯首贴耳地依存于这一个优点。如果这个优点不存在，其他优点都等于零”。［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杨烈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512、513页。应该说，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正是吴浊流“自己的趣味”所在。诚然，他的小说在艺术上并非已臻完美之境界，但其不足也并非在于“社会性”，而是在描写外部现实的同时，没有更细微地挖掘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与外部现实一样甚至更波澜壮阔、更纷杂迷乱和更大喜大悲的人的灵魂的生死搏斗。美国符号主义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K。Langer）说：“与必须为一部作品赋予‘真实的气息’相比较，对于文学来说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使它保持虚构性。”“不仅要把事情纳入经验的模式，而且要从本质上保证它们的文学形式。”苏珊·朗格认为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转述事件，这种方法可以成功地保证故事中虚构世界的某种方向。因为通过一个人的头脑来过滤事件，可以保证它们与人的情感和遭遇相符合，并为整个作品——动作、背景、对话和其他所有方面——赋予一种自然和统一的看法。［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译本（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第339、340页。其实，虚构性的获得和文学形式的保证，除了苏珊·朗格所推崇的这种“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转述事件”，还有它种方法，比如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人的心理活动固然也是一种真实的活动，但是，它毕竟不具备如同生活的外部现实那样的可供摹仿的“外表”，而只能是一种想象性或抽象性的描述，因此，对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的描写，无论多么“真实”，它仍然显示着比对外部世界的再现更强的虚构性。不过，我们也不可以这样的标准对吴浊流的小说一概而论。在有的小说中，注重外部现实表现是小说具体的风格所规定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论及。而且，吴浊流中短篇小说中“粗犷的写实”、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忽略或粗率处理，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弥补，从而一举攀上了长篇小说艺术的高峰。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分析。
二
吴浊流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其辛辣的讽刺。作者偏爱讽刺，他对这一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较为娴熟高妙之境地，有的作品堪称讽刺的杰作。
吴浊流写有一些讽刺诗。如七绝《恋栈》：“官场善舞制人先，自我宣传巧十全。宦海老人新学说，素餐八十谓青年。”吴浊流：《吴浊流选集（汉诗·随笔）》，（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7年4月初版，第106页。《自由》：“光复以来倡自由，自由今古实难求。人间那及空中鸟，日日何妨任意啾。”同①，第123页。然而讽刺诗在其诗歌中所占比重很小。他对讽刺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中。
吴浊流小说的讽刺对象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中间人物，一种是反面人物。
在小说处女作《水月》中，就已包含讽刺的因素。小说的主题虽然是批判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但主人公仁吉对殖民者的本质缺乏认识，无视残酷的现实，心比天高，沉浸在留学日本和出人头地的幻想中而不知醒悟，仁吉身上表现出的殖民地部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也是吴浊流在小说中所讥讽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的自嘲）。不过，这种讽刺是隐蔽和温和的。毕竟，是罪恶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因此，作者这样写下小说的结尾：
“我的先生，你结婚以来抱着的美梦还没有醒吗？你想，坚儿今年念六年级，不久就要上中学，你还在梦想去东京留学。你想，你的孩子，你自己的学费……。”
仁吉也不敢再自讨没趣，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而已。可是他的少年时代所抱的理想，他所憧憬的世界，他的美丽的梦，纵然已经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是那样美丽地荡漾在心头。
啊！像初恋的美梦，甜蜜和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