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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粤若稽古’者。”（“经学历史”）由理学的烦琐到
考证的烦琐，其烦琐的对象不同，而拘束个性的独立发展，则殊无二致。学
诚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挽持风气，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他的代
表作“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二书，即自命是颇“乖时人好恶”的（见
前引）。我们仔细研究以上二书的内容，“文史通义”略当今日的文化史，
“校雠通义”则当今日的学术史。他说：
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
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
舌，以待后生掎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
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设身处地，又当何
如？。。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
皆不能不驳正古人。。。古人差谬，我辈既已明知，岂容为讳？但
期于明道，非争胜气也。（同上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与孙渊
如观察论学十规”）
“古人有未见之事理”这句话，在当时经学支配的世界是有力的抗议。
故在他看来，宗许宗郑，都是一种自我的束缚；因为对于古人的差谬，今人
是可以批评的。他对于戴震的“郑学齐记”有一篇“书后”，其中说：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
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约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
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
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
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
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
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
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
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
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
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同上卷八“文
史通义”外篇二）
这可见他怎样地注重“自得”，而厌弃因袭了。他以为所谓“师说”，
不过是“自得”之桥梁罢了。这是他著书的出发点。他说“文史之争义例，
校雠之辨源流”，在他处又说：“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
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今更
就学诚所著两书，分别评述于下：
一、“文史通义”之近于历史学，虽被近人所指出过，但“文史通义”
之更近于文化史以及“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不能混同并提，却仍应加
以研究。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弄清楚才是。学诚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
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
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序”）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
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同上卷九“家书”二）他的史识、史学、
史法是指什么呢？而史意又是指什么呢？这些在他的学说中都有特别的意
义，不可以随便看过。
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史所贵者义也，
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
练其事。（同上卷五“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他更具体地说明义、事、
文三者。他说：
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
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同上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由此看来，他所指的史事，为典章名物之考据。
史识，又是什么呢？学诚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又说：
郑樵稍有志乎求义，。。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
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同上）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
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
知义理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
者思之乎？（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因此，他以为无史学之史识，就陷于立论高远，思而不学，义理虚悬而
无薄，不能得其史义。
学诚详论史学，多见于“文史通义”外篇。他指出刘知几之得史法，以
为“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
入也。”（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这样看来，他的所谓
史学重点在于所谓“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家书”三）但方圆求备又指什么呢？他说：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
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
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
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
其德为方，知求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同上
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方圆求备，表面上虽似指通史，所谓“概古今之载籍”，然实际上他的
史学仅为文化史学，因为他说不必求备于方圆，而自能按义领会，所谓“知
其所以然”。这可见，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
他说的“议文史亦未能自拒于道外”。他说：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
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
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
道，将以立乎其大也。（“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
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
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神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
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
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同上“答沈枫墀论学”）
一个时代各有一个时代的风气，此不过历史发展的“一节”，而求所以
然之理，则在于把握历史的“全量”或全链，而通其一般的义旨。这就是他
所谓的史意。这一理论虽然有其形式的真理性，但这还是一种抽象的史意，
也并不能依此就对于历史“知其所以然”的。他在“文史通义”内篇更明白
地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
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
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
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
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
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
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
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此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
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
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同上卷四“文
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
由这一段话看来，他所谓得“史意”之史学，表面上似乎略当所谓历史
学，而实际上则仅及于文化史的形式理论。他依据这一理论，批判了当时“开
局设监，集众修书”的四库馆。他曾有四库全书应重流变的建议，不被采纳。
他对于王应麟之纂辑诸书，就露出了这种意思，他说“盖逐于时趋，而误以
襞积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
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